我的法援记忆

在我国当前社会中，仍有小部分群众由于多方面原因一时陷入困境，成为弱势群体，来自政府和社会的救护和帮扶尤为必要。法律援助制度是人类法制文明和法律文化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是国家文明进步和法治发展的制度象征。用法律的手段帮助人民群众解决诉讼难题，是当前我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大背景下的政府责任，是促进司法公正的重要保障。

我是2003年申请执业的律师，在律师这个行业已经走过了15年。从执业初期到现在，我一直坚守在帮助困难群体维权的第一线，今后也会继续走下去。作为庐阳区、合肥市、安徽省三级司法行政部门志愿律师，安徽省妇联值班律师，合肥市总工会职工法律援助志愿团成员，我已借助法律援助这个制度平台，为困难群体代理各类维权案件5000余件，为困难群众挽回经济损失近5000万元，免收取律师费达百万元。

困难群众维权不仅取证难，很多时候法律关系错综复杂，需要律师抽丝剥茧，理清脉络。女职工郑某刚从杭州回到合肥三个月，在早上上班路上遭遇了车祸，造成了严重后果（肾切除）。我结合材料分析，认为该案在法律上属于交通事故和工伤的竞合。我提出的方案是先启动交通事故诉讼程序，在交通事故中没有得到赔偿的项目可以在工伤中进行认定，由公司来承担相应责任。最终，经过六次程序（三次免费、三次法援），郑某获得近40万元的交通赔偿款和近16万元的工伤赔偿款。

困难职工维权不仅受限于自身的经济状况，而且受阻于长期以来存在的用人单位强势地位。用人单位在与劳动者发生纠纷的时候，最常用的方式就是通过法律程序拖延时间，逼迫劳动者退让妥协。工友谢某应聘到工地从事木工作业，入职第三天在工作时受伤。因入职才三天时间，没有相关材料能证明用工关系的存在，为了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谢某通过合肥职工法律援助志愿团委托我办理。为了调取关于存在用工关系的证据，我多次往返于用人单位和社保局，最后在社保局调取到用人单位为谢某缴纳工伤保险的税收完税证明，通过税收完税证明及证人证言等证据，迫使用人单位妥协，并配合谢某进行工伤认定。虽然谢某被鉴定为九级工伤，但是只有工伤保险基金支付了部分工伤待遇，用人单位却迟迟不履行其应该支付的部分。随后，我先后为谢某提供了三次法律援助，经过劳动仲裁、一审和二审，最终法院判决用人单位履行应负责任，谢某共获得近20万元的赔偿。

在很多维护职工权益的案例中，常见的共性是证据少、程序复杂。一个案件走三四个程序、开上十次庭甚至持续几年的现象，时有发生。尽管如此，我始终能基于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把必要的程序走完，尽最大可能为困难群众多争取一点赔偿。这些受援人最终能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是法律援助制度带来的福利，是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要求，也是我们法律服务人员应尽的职业责任和神圣使命。

（作者：马华平，安徽皖正律师事务所）新安晚报安徽网大皖客户端记者陈牧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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