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连近郊一个依山傍水的村庄———前革镇堡,生活着一支明末清初由山东登州府迁来的李氏后裔。他们中涌现出很多知名人士,但最出名的当属李元星先生。李元星先生一生经历坎坷,他在抗日战争时期所展现出来的民族气节至今仍为后人称道,他在甲骨文研究方面做出的卓越贡献也给世人留下了宝贵的文化遗产。
16岁退出日本人办的学校
1921年,李元星生于一个富裕的知识分子家庭。李元星为人耿直正派,尤其在日本侵略者面前,表现了铁骨铮铮的民族气节,令人敬佩。
1937年,李元星在日本人办的大连二中读初二,卢沟桥事变时,学校里的日本学生欢呼雀跃,中国学生躲在墙角不知所措。尽管当时李元星已是全校师生公认的“神童”,校方曾表示要将其送到日本深造,但十六岁的他却义无反顾地决定退出日本人办的学校,回家自学国语。
回家后,李元星结识了中国甲骨文权威罗振玉的重孙罗成祖,在旅顺罗振玉家中接触到大量甲骨文、青铜器等文物,李元星对这些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常常来罗振玉个人所开的图书馆学习,后来索性住在这里,进一步学习中国传统文化。
被逼当伪村长暗中协助抗日
1941年,日本人为了奴化中国人,想用日语做为“伪满洲国”的“国语”,个别中国的反动文人也写文章推波助澜。这时年仅二十岁的李元星,在伪满洲国的《满洲国语》杂志上署名发表《标准语》一文,公开反对以日语为伪满洲国标准语,旗帜鲜明地提出在中国的土地上中国人必须以“北京官话”做标准语。因此,受到日本特务机关的审讯,李元星拒不承认,说:“如果是我写的能用真名吗?”日本人查不到证据,又见其日语水平很高,就逼他当伪村长,不当就以“反满抗日”论罪。李元星无奈当了伪村长,在任职期间,李元星尽力维护村民的利益。
当时,在大连地区活跃着众多抗日组织,“抗日放火团”就是其中的一个,屡屡放火烧毁日军仓库的他们遭到日本人的疯狂抓捕。一天,有日本人找到李元星说,一个“抗日放火团”成员越狱逃跑了,让他组织村自卫团成员协助抓捕。李元星回来,却对自卫团成员说:“大家都是中国人,人家抗日,大家看见了也不要管。”果然,当晚这位越狱者路过本村,被自卫团发现,因李元星有话在前,大家装做没有看见,任他逃走了。
有一次,李元星跟村民讲“日本人长不了,必定失败”,被人告发,日本宪兵将其逮捕,由于罗振玉家多方解救,才逃过此劫。
1945年日本人投降,中国人当家作主,李元星因深得人心,又被百姓选为第一任新政权的村长。1948年被党组织选派到大连县立中学任首任校长。1953年被调到旅顺博物馆做研究员。
逆境中钻研甲骨文成就卓著
李元星先生用终生的精力钻研甲骨文。1955年他曾以“历史反革命罪”被逮捕审查,1958年因“右派”言论,以“反革命罪”判刑四年,1962年释放后又被戴上“反革命分子”帽子回乡监管劳动改造,直到1980年才终于平反,恢复原职工作。在身处逆境的二十多年里,仍坚持研究。在“文革”期间,白天挨批斗,晚上就回到造反派安排的住处,阴暗潮湿的废弃炮药库内,点上油灯,继续撰写文章。
1963年,李元星撰写的《夏字考》成稿,1966年在“文革”抄家中,原稿丢失,1968年他凭记忆又重新写起。1980写出详稿送审被扣,底稿和行李被小偷偷去。1981年又另起此稿,先后写了十一稿。此后近三十年间,不断地对文稿进行修订。直到晚年在病中,他始终牵挂的是如何将此稿印刷成书,公诸于世。
最后,在原中央党校副校长韩树英的帮助下,李元星著的《甲骨文中的殷前古史》于2010年由济南出版社编辑出版。韩树英为本书作序,在序中写道“他(李元星)从当年的青年古史学人,饱经沧桑,已成为造诣很深,能独自申明一家之言的古史学者,甲金文学者”,“本书研究的乃是殷前古史的甲骨文新证,着眼于终止疑古思潮,正中华民族之本,清中华文明之源,不仅具有理论的学术的创新价值,而且具有益于振兴中华事业发展的现实实践作用”,对该书给予高度评价。
李元星先生在书出版不久便病逝了。在医院抢救期间,他闻知族侄李成冬编写李氏家谱,便再三叮咛:“一定要到山东寻根。”并说:“明末清初,先祖李三杰从登州府逃荒到大连地区,而他的兄弟李三学仍在山东,你要找的就是李三学的后人,只要排辈次“元”、“成”、“光”三辈相连的就是咱们这支人”。李成冬二赴烟台,仍无结果,因此求助本报,希望老家各界人士如有了解李氏家族线索的,能够帮助了却李元星的寻根遗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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