种类繁多的庙宇、祠堂与移民的来源

冕宁邓家祠堂。 位于冕宁沙坝的陕西会馆内供奉的神像。本报记者 冷文浩 摄 西昌市核桃村灵鹰寺。本报记者 钟玉成 摄 西昌市西溪乡沙锅营清真寺。 冕宁沙坝陕西会馆内。本报记者 冷文浩 摄

凉山回族何时来的

西昌老城的高处有一座清真寺，纵然时光缱绻，它始终以老者的姿态俯瞰着整个城区，庇佑着自己的信徒。

回族作为中华民族中的重要成员，今天已经是凉山的世居民族之一。在明代，屯居凉山的官兵中有许多是陕西、甘肃人，其中又不乏回族，但凉山境内绝大多数的回族，却不仅仅是那时而来。

凉山的回族以西昌人数最多，德昌、冕宁、越西、盐源和喜德也有小范围的聚居，会理、会东和昭觉则是零星分布。这种分布规律，和明代之前，元代在西南地区的统治是分不开的。

世事更迭，江山易主，元代开启了中国历史上的最大版图，厌倦了战争的西南地区也以大理段氏的投降，顺势纳入了元代的管辖。经过多次征讨和招抚，元在今天的凉山设立罗罗斯宣慰司，下辖建昌路，由回族官员赛典赤的第四子出任建昌路的总管，随行的众多回族官兵，也按照元代的诏令在建昌路屯田。相传西昌的沙姓回族，便是赛典赤的后裔。

回族聚居的地方，必定修建清真寺。据《西昌县志》记载：“泸山清真寺建于明洪武二年（1369）”，而当时的西昌暂未归附明廷，显然是为元代落籍这里的回族所建。

而回族进入凉山的历史也几经曲折。在元代，蒙古人为开拓边陲，从西域召来众多回族军士，夺取大宋的疆土后，徙来的一万余军屯和二百余民屯，成为了凉山较早的回族居民。

明代平叛了月鲁帖木儿后，蓝玉麾下的许多回族士兵与汉族士兵一起，也留在建昌屯田。今海南核桃村，西溪沙锅营，裕隆星宿屯，以及泸山脚下的马姓、杨姓、郑姓回民就是奉命留守屯田而落籍西昌的。

清朝同治年间，因云南的反清运动，大批云南回族举家逃入凉山，成为凉山回族的又一个来源。

告别大漠沙洲，走入崇山峻岭，几百年的时光或许可以改变水土风物，改变衣着口音，唯有信仰从未沾染时光的痕迹。探访西昌老城东北角的清真寺，一如它的初衷，清静之中方得真境。

在权利和野心的游戏中，移民们还在这片土地繁衍生息，但这土地，却由一个王朝的版图，进入了另一个王朝的版图。

借助史料不难发现，凉山历史上最大规模的移民，均发生在明代。一是明初的“蓝玉平叛”，调军屯田；二则是明末清初的“湖广填四川”。

“参天之木，必有其根；怀山之水，必有其源。”由三皇五帝创造并传承下来的姓氏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的血脉、国脉和文脉。宗法制度下，同族同姓的人为祭祀祖先而建造了各种庙宇和祠堂，即使身在异乡，宗祠仍包含着浓厚的寻根意识。

在安宁河流域的西昌、德昌、冕宁一带，有着许多宗祠，它们又叫家庙或祠堂，它们以姓氏为基石，反映了中国人的纲常伦理观念。这些祠堂、庙宇和会馆大多是明清时期的产物，祠堂的主要功能是为了维系血缘关系，多由明代屯军的军户后人修建；而会馆的主要功能则是为了维系地缘关系，多由“湖广填四川”的移民及后裔修建。

明代晚期，张献忠的部下刘文秀带兵占领西昌，大行杀戮后兵败而去；还未从战争中恢复过来的西昌，又遇吴三桂领清兵入关，这场长达三十年的动乱再次造成人口锐减，幸存的百姓纷纷逃逸，原有的人口只余下十分之一。在清政府的组织下，一批来自湖南、湖北、广西、福建等二十余省的大移民由此进入凉山。

为了保持家族的团结，抵御可能出现的侵害，也为了祭拜祖先、延续族谱，这些来自全国各地的移民常聚族而居。到达凉山后，他们纷纷修建了自己的祠堂和会馆。据《西昌县志·祠祀志》记载，“城外东街新客寺，多陕籍。核桃村寺，多江南籍。”西昌大水井、西街、樟木箐乡等地，还有为数不多的会馆。当时，光西昌城内外的祠、庙、寺、观就有四百余座。

除了西昌，德昌、冕宁等地也修筑有大量祠堂和会馆，如刘家祠、李家庙、江西馆等，由于缺乏保护，大多数祠堂和会馆已经消失，如今仅有位于冕宁县的陕西馆，它是全州唯一保留下来的移民会馆。

这些移民迁居落业，以建设家庙、祠堂和会馆的形式，保留原籍的建筑格局，延续家乡的文化传统。遍布安宁河流域的庙宇和祠堂，是各省移民艰苦创业的历史见证，也是这些外来移民在异地他乡的精神依托。靠着这个纽带，族人繁衍生息，发展较大的宗祠也有了总祠、分祠和支祠。

除了清真寺，那些种类繁多的庙宇和祠堂，今天已经难以见到它们的原貌，只剩下史料里的一点记载。今天凉山的汉族和回族，也早已融入了这里的生活，他们祖先留下的除了有迹可循的族谱，再有就是一个个沿用至今的地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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