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校长的11年坚持

○已经是晚上8点，老余在外面忙还没有回来，全家人也在等着他回来吃饭

早晨5点多钟，60岁的余泽谦校长开始起床，然后叫醒妻子，此刻他的儿子媳妇还在隔壁房间熟睡。整个城市也刚刚苏醒过来，附近的铜陵路上，除了少量的出租车和赶早市的三轮车外，显得有些空旷。

这是一栋由工厂的宿舍楼改造而成的民工子弟学校，教室主要分布在三楼和四楼。相比于公立民工子弟定点学校，嘉诚学校在软硬件上都差距很大。一至六年级六个班级，除了三楼一个年级外，主要集中在四楼，三楼主要是余泽谦的办公室，还有自己的住房和学校的厨房。教室也都是由一间间狭长的宿舍改成，两排桌椅已经占满了整个空间。不过随着学生人数的减少，就是这样的教室也逐渐显得宽敞起来。老余的学校学生人数最高峰是300多人，后来逐步递减，短短的5年时间已经锐减到一百多人。“上学期是130人，这学期开学只剩下118人了。”在他看来，随着合肥公办学校的增多，加上对民工子女就学条件的逐步放宽，学生人数减少是必然的。

老余来自六安霍邱县农村，年轻的时候当过几年民办教师，建立了与孩子们的这份情结。离开学校后，老余曾经到村办企业混了几年，但还是忘不掉教师这份情结，于是跑到浙江宁波一带，依托在当地打工的安徽籍民工，和别人合伙办起了民工子弟学校。四年后，余泽谦举家来到合肥，独自一人在城南办了所民工子弟学校，四年后搬到城北，坚持了三年，来到城东，如今快五年了。“那时人很多，多少也挣了一点钱。”老余的妻子说，“他不安分，非要回到合肥来自己搞学校，现在赔得差不多了。”

老余其实自己也不知道在合肥的这11年时间是如何坚持的，不是遇到拆迁，就是合同到期被迫搬离，11年挪了3个地方，就像打游击一般。现在的学校一年的租金将近10万元，而学生学杂费现在一个学期不到10万元，还有7个老师的工资一年将近9万元，这还不包括自己和老伴的工资。自己现在的这台校车一个月也得好几千，为了节省开支，老余只得自己开了。

接孩子的线路有两条，早晨6点从学校出发，最先向南到淝河路以南建材市场附近，接回30个孩子，大约需要40分钟时间，第二趟是经过南二环到马鞍山路向南到葛大店附近，接回另外20多个孩子，来回需要一个小时。而下午放学送孩子，因为路上车多，时间要更长，常常回来时已经是天黑了。“车上有孩子，车速很慢。”老余说，“孩子的安全第一。”

上午7:50，老余准时接来了孩子们，刚刚吃了几口早饭，一位来自舒城的家长，带来两个孩子，要求上学。“已经开学4天了，还有家长送孩子来。不是家长马虎，都是没有办法才送来。”老余告诉记者，这名家长共有5个孩子，这几个孩子都是黑户，连户口都没有，根本没有办法上学，只有这里才会收留他们。“无论是否有户口，孩子没有错，都有享受教育的权利。”

“一个月1200元，包中餐伙食，很低的。”学校的老师问题颇让余泽谦头痛，因为无法给老师们开出满意的工资，现在学校的老师很不好找，现有的7名教师中有4人是退休教师，另外三个则是师范院校的毕业生。“大学生能够坚持下来，大多是将这里当成考在编教师的跳板，去年的三个年轻老师都成功考取了在编教师。”不得已，老余在繁忙的工作同时，不得不跟班。而就在老余为找老师费尽心思的时候，一个年轻的女教师认为工资太低，又不辞而别。

其实，老余现在面临的不仅仅是老师问题，不久前他接到出租方的通知，要求在合同到期后终止合同，这就意味着，在2015年2月到期后，老余要么停止办学，要么另觅教学场所。这是一件火烧眉毛的事情，但老余放心不下的是孩子，他说无论怎样要让孩子们有个上学的地方。 

本报记者 吴芳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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