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泪谱写的四川记忆——评罗伟章中篇小说《银子》

□何世进

张献忠屠川，已是家喻户晓惨痛的历史记忆，作家罗伟章的中篇小说《银子》（发表于2013年《人民文学》第七期），将正史与野史混杂升华出奇异的想象，以令人炫目的光亮烛照张献忠屠川那段血淋淋、惨烈烈的历史。

我不知道作者是怎样饱含着辛酸的血泪在演绎这段令每一个四川人都为之抢天呼地的悲惨历史的。我却明白作者为什么将一个可以写成几十万言长篇的沉甸甸的历史题材，仅只写成了三万来字的中篇，大抵在精神情感上可以少受一些折磨吧！况且作者子承父业，将其父未能发表和出版的《八大王屠川》作了新时期的改写与创新。“厚积薄发，广涉约取”原本是艺术创作的一大秘诀，也许这个中篇《银子》难以如余华《第七天》那样引发热议，但是《银子》堪称四川广大读者不可不读的形象化的历史教材。

另一位作家田雁宁告诉我，他正在编创一部关于湖广填四川的电视连续剧，为什么湖（湖南、湖北）广（广东、广西）人不远千里移居到四川？罗伟章以其中篇小说《银子》作了如实的解码。

小说一开篇便描叙张献忠“要把四川人杀光，让李自成在北京当个光杆皇帝”。每一个正常人都会评说张献忠未免太荒唐，太愚蠢，简直是疯了！

小说进而揭示的是张献忠为与李自成争夺江山，竟然丧失了人性，充溢着的是杀人如麻的兽性。小说分为上下两篇，上篇绘声绘色地描述了张献忠如何由偷盗扒窃走上扯旗造反的血路历程。他之所以由陕西杀进四川，作者这样概括地记叙，“他念书和做生意的时候，多次到过四川，由襄阳去峨眉山盗金瓦……更重要的是，四川乃天府之国，物产丰饶，民殷粮富，加上山川险要，一旦占据，就易守难攻”。

四川曾养育过他，他也曾在四川栽过筋斗，有着一言难尽的恩怨情仇，他一旦称王便噬血成性，沦为了冷血动物。小说所以命名为《银子》，是因为在川东北宣汉县普光镇有个叫孙大宝的人，为了苟全性命，充当了张献忠的帮凶，施计以银子为诱饵，哄骗躲藏进深山的乡民出来抢银子，由此一网打尽，全部杀光。小说以此揭示人性中极其肮脏脆弱的一面便是贪财好利，招来杀身之祸，灭族灭乡的大灾难，其醒世意义可见一斑。

小说最具震撼力的当属《下篇》。作者绝非对农民起义一味地持否定态度，小说如实描述另一农民起义领袖李自成能攻进北京城当上皇帝，便在于他的口号深得民心——“迎闯王，不纳粮！”而张献忠却心怀嫉恨肆虐无忌，“弄得在百姓心里，只有闯王，没有大西王”。

如果说《上篇》浓墨重彩地描叙张献忠如何绞尽脑汁地要将四川人斩尽杀绝，那么在《下篇》中亦不乏对四川人奋起反抗的精彩刻画。作者援引了清人彭遵泗所著《蜀碧》，列举了不少可歌可泣的历史事迹。诸如川北广元的庞姓一族，“要不是张献忠反应快，执铳者反应慢，他就被射死了”。在内江，满城高呼“献至矣！”正规军加上平民，包括小儿无不挺枪执棒群起反抗，终因弱不敌强，“内江全城战死”！竟有一妇人“夺过卫兵的回纹刃，向张献忠刺去”。这妇人壮烈牺牲，令人扼腕！

作者进而揭示张献忠噬血成性的内心世界：“我是天煞星啊……既然上天注定了我的使命是灭人，我何必又去同情人？”“心狠手辣，杀人如麻，才是真正的无赖——大无赖”。小说对于人性恶的揭示，读之如锥刺心。

小说亦不忘对于历史的纵深开掘，作者绘声绘色地追叙了南宋末年成吉思汗的爱子三次率军攻打四川的血泪历史，以及雄威达于欧非的蒙军，大汗蒙哥却葬身于合川钓鱼城，同时指出，“因钓鱼城的顽强抵抗，使残烛般的南宋又多活了20年。”作者追溯历史，噬血成性的暴政不只有一个张献忠，抗日时期的日寇南京大屠杀，历史的鉴戒值得今人和后人记取，其罪孽的文化心理更值得深入剖析。

小说《银子》禁不住发问：“人类物质文明已取得伟大进步的今天，为什么精神世界却不见长进；人类数千年教化的成果，只是增加了越来越繁琐的法律条款？”作者一语道出了创作小说《银子》的真正意图，那便是对当代人应有的人文精神的终极关怀，诚如俄国大作家果戈里所阐说，“在历史中鸣响着现实的音符”。

小说《银子》在血泪泣诉的同时，更高扬了四川军民胸怀大义、浩气弥天的强烈抵抗和英雄壮举。廖将军率领岳池守军的顽强抵抗真可谓惊天地，泣鬼神：

岳池守军只有一百五十人……廖将军……端坐于城楼之上，笑容可掬，焚香操琴，身边两个童子，一捧宝剑，一执尘尾；……就是真诸葛，遇到张献忠，必定也是……纵马挥刃而入。好在廖将军做了第二手准备，……只听“噌”的一声，琴弦断开。这是迎敌的号令。城中军民冲杀出来，二十余个扫地的百姓，将扫把头上的竹枝叶扯掉，就是一把锋利的长枪……寡不敌众，没多一会儿，大西军就把他们全部解决了。

作者描写的是一场惨烈的悲剧，却也弘扬了四川军民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小说尽管只是一个三万来字的中篇，然而所涵盖的历史疆域则是分外广阔的。

小说《银子》充分发挥了历史小说特有的优势，颇为智巧地将历史与现实，正史与野史，想象与真实有机地糅合在一起，深刻揭示实与虚、真与幻、善与恶、美与丑的对立与统一，为新时期历史小说的创作与发展作出了有益的探索。

值得提及的是罗伟章在现实的小说创作中，一刻也没放松对中国古代和现代历史的精深研究和艺术再现。两年前在《大家》发表的描写抗日时期重庆大轰炸的长篇小说，已表现出对抗战历史资料的深入研究和大量占有，并以此展开艺术想象，塑造出了一个个可歌可泣的人物形象，感人至深。当今又子承父业，将父亲未发表的小说作了新时期的再创造。一个可喜的特色便是将野史和正史熔于一炉，在有史可载的基础上，融合散布在民间生动真切的传说见闻加以艺术的想象与升华，使小说更加鲜活灵动，平添了引人入胜的传奇色彩。且在故事中深蕴着的是痛彻骨髓发人深省的人生哲理和对于天公地道的强烈叩问。

我们仍殷切期待作者以超强度的坚韧与毅力将“张献忠屠川”写成洋洋数十万家的鸿篇巨制，让其与姚雪垠的《李自成》有着异曲同工之妙，且成为一部四川人应当铭记于心的血泪史。倘能如此，功莫大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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