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报5月15日“烟台街”版刊登了王景文先生所撰《喜见胶东特委珍贵文物》一文,文中提到栖霞共产党员崔书景抗日的史料记载。这使我想起小时候听说的爷爷崔书景抗日的故事。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我爷爷崔书景在栖霞陡崖、集东沟等地教学,接受共产党的宣传教育,思想比较进步。1934年,莱阳籍中共党员刘瑞亭在栖霞西部活动,我爷爷在苏家店赵格庄开设“增人寿”药房,作为党的秘密联系点,从事党的秘密活动。1937年4月,崔书景加入中国共产党。次年4月,他在寺口横沟村南庙拉起一支10余人的抗日游击队,开始了艰苦卓绝的抗日斗争。
游击队神出鬼没,日本鬼子找不到他们的踪影,便把目标对准了抗日者家属。
我爷爷当时有6个子女,我大姑、二姑已出嫁,爷爷听到日本鬼子要来抓人的风声,就把稍大点的我父亲(当时8岁)、我三姑(当时10岁)转移出笏山村,跟随他打游击,我奶奶留在笏山村老家,照看我叔叔崔振千(当时6岁)、小姑崔淑卿(当时3岁)。
1939年阴历4月的一天清晨,日本鬼子在汉奸的带领下,包围了栖霞西城镇笏山村,将我奶奶捆绑后,连同我叔叔崔振千、小姑崔淑卿一起押上车,拉到栖霞城日本鬼子监狱。同时被抓走的还有两位同村抗日者的家属。在监狱中,我奶奶和其他抗日家属受尽折磨,坐老虎凳、灌辣椒水,几度昏死过去。一天只给两顿饭吃,每顿一个用带壳高粱磨粉做的小窝窝头,一碗凉水。3岁的小姑和6岁的叔叔用凉水泡着窝头吃,根本就吃不饱。夏天满地跳蚤,冬天几个人合用一床小破被,炕上没有褥子,冰凉刺骨。日本鬼子对抗日者家属用尽残酷的迫害手段,企图逼我爷爷他们投降,放弃抗日。但鬼子低估了抗日者舍身赴国难的决心,其企图并未得逞。1940年阴历8月,日本鬼子将关押了500多天的我奶奶、叔叔和小姑释放。
从拉起抗日武装的那一天起,我爷爷就抱定“国破尚如此,我何惜此头”的豪气与壮志。家人的被捕,不能动摇他抗日的决心,而他自己,更是早将生死置之度外。
爷爷将我爸爸崔振万、三姑崔玉美带在身边打游击时,屡屡遇险。一次,日本鬼子到栖霞西部扫荡,我三姑随着游击队提前转移,但由于我爸爸当时正生天花,昏迷不醒,无法转移,我爷爷只能留下照顾他,结果,被日本鬼子包围在一个村中。我爷爷将子弹上膛藏在腰间,抱着“打死一个够本,打死两个赚一个”的念头,坚守屋内。最后,在房东老大娘佯称他们是祖孙三代的机智掩护下,才得以脱险。
因受爷爷抗日牵累而遭受的那场牢狱之灾,给奶奶留下了终生难以愈合的心灵创伤。我小时候晚上跟奶奶一起睡觉,奶奶每晚都会说梦话,半夜会做噩梦惊叫吓醒。奶奶说是被日本鬼子抓走后吓出的毛病。我上小学时,老师安排写忆苦思甜的作文,我问奶奶在日本鬼子监狱中的遭遇,奶奶脸色骤变,说:“你还小,不和你说这些。”她不愿提起这些痛苦的经历,可以想见,一个小脚妇女带着两个幼小的孩子,在魔窟中日日面临死亡的威胁,身心所受的摧残,是我辈难以想像的。1981年10月7日,奶奶默默离世。愿奶奶在地下安息,愿她来世不再有苦难。
新闻推荐
梁科玲我的母亲陈健敏生于1921年,蓬莱小门家镇上炉村人。她是个普通农村妇女,但很少有人知道,她有过一段不平凡的革命经历。1941年4月,母亲经本村地下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