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池坝笔记》是诗人陈先发近二十年来涉及诗学、现象学、哲学、语言学、社会学内容的随笔总集。该书体例别致、文笔奇崛、思辩尖锐,对当下汉语写作有不可多得的启示意义;亦可见出作者宏阔的知识视野、坚实的学理功底、敏锐的问题意识以及独特的人文立场。
知名诗人陈先发坐在那里,一贯的沉着表情。秋日暖阳打在他棱角分明的脸上,似乎将他话语中的尖利也变得柔和了一些。熟悉他的人都知道,他讲话一向语速较缓,但也以精确著称,似乎话中的每个字都难以挪动。
置身在他简约而空旷的办公室里,我和他的对谈,似乎成了他一个人的演讲。从传统文化里的“儒侠并举”的精神,到诗歌隐性与显性的表达,再到当下诗歌匮乏的人文关怀,陈先发似乎总能找出自己独特的言说视角。
有时,他会稍微停顿下来,倾听着你所说的。但是更多时候,他的这种倾听是带着深刻的个体思考。
跟很多当代诗人不断趋新不同的是,陈先发是有意识地将自己的写作放置在大历史的长河作衡量。他拒绝对传统的背叛,也拒绝对传统的依附。他以为,最好的写作,自己才是那个传统。
这位二十多岁时即享有盛名的诗人,曾一度被批评界誉为是时代最为杰出的抒情诗人之一。只是,到了本世纪初,他一改往日的华彩与铺饰,而变得沉郁和厚重,仿佛在彰显着汉语本应有的力量。1967年10月,陈先发出生在安徽省桐城市的孔城镇。孔城是一个历史悠久、文化积淀丰厚的千年古镇,那位因文字狱而名著青史的桐城派巨擘戴名世即埋葬于此地的山间。群山环绕、绿水相依的古镇上有一条悠远而绵长的古街,孩提时代的陈先发常嬉戏于此。家乡的古风给了他独有的精神滋孕,使得他作品里总散发出一股高远而幽渺的气息。
在诗集《春天的死亡之书》、《前世》、《写碑之心》和长篇小说《拉魂腔》之后,陈先发最新著作—随笔集《黑池坝笔记》出版。一直为他的拥趸们所渴盼的这本书,用他自己的话说,是一本“难以归类的书”,但书中存有他写作的主要密码。
在一篇《谈话录》里,陈先发曾坦言自己的写作是有着两条轨迹,即本土性与诗哲学。陈先发对写作上的“本土性”概念有着一个较为清晰的思考和阐述,但对“诗哲学”他只有一句话——“以诗的方式终结哲学”。这句话很“狠”:显然有等他在理论与创作实践这两个层面的阐释。
大概正因如此,陈先发的写作,如果仅仅放置在诗歌界来谈论,显然是降低了它的意义。而这种低估,折射出的则是当下诗歌写作的逼仄和理论的固化。
从现有探讨陈先发写作的文章里,我注意到,很多阅读陈先发作品的学者与诗人,仅仅愿意从技巧和意义两个角度去谈论他作品的得与失。这种缺位式的批评,往往只注重分析陈先发具体的作品,而忽略他内在写作精神品质的外化。虽然,陈先发本人曾有意识地借助了几篇《谈话录》来驳斥过一些不着调的批评,当今文坛能够充分认识陈先发写作意义的尚属少数。为此,陈先发不得不断调整着自己的写作,他在寻找另一种表达的可能。
而如何在作品里去文学化,是陈先发近些年着力思考的一个方向。这里的“文学化”,在我看来,指的是因长期书本习得而形成的一种固化的文学性审美标准。它包含着多方面内容,即文学的价值、文学的意义、文学的形式等等。而去文学化,就是要打破文学与非文学间的壁垒,让作品呈现出它本该有的面目。
新书《黑池坝笔记》正是这种思考的结晶,它是陈先发在诗歌之外发出的另一种声音。它试图通过一种形而上的哲学思辩,来拓宽我们对世界的另一种认识。这种显性的表达,正是陈先发一直在寻找的“精神在场”。
作者以笔记体的方式,记录下自己关于传统、语言、诗歌、社会等各个领域的零星思考。这种看似混搭而不着调的笔记体写作,其实延展的是作者写作的具体精神内核。
在《答杨勇问》一文里,陈先发曾说:“《黑池坝笔记》是我1996年以来写在书眉和废纸上的一些即兴之思,它内在的逻辑性并不十分严谨,但它就是我个人的思想史,事实上也是一部个人的语言史。”在这里,陈先发有意将语言和思想混合在了一起。在陈先发看来,所谓的传统,其实就是没有界限。而文学的传统,最终是要回到语言的传统中去,而语言的传统就是思想的传统,是精神史的传承。
作为个人思想史的记录,《黑池坝笔记》每一小节的内容虽然短小,表达却异常丰富。它打破了语言学、诗学、哲学甚至是社会学的界限,借助于转喻、隐喻甚至是密集的意象,向读者宣泄着作者内心的宽阔和矛盾不安。《黑池坝笔记》不是诗,但似乎比诗更有力量。因为,它的每一段背后都有显性和隐性两种不同的表达效果。
读懂《黑池坝笔记》是不易的。这种不易,取决于我们对作者的文化背景、生活态度、处世情怀等了解的多与少。它属于知识考古学意义上的表达,既包罗万象又无限忠实于作者个体的思想轨迹。
从《黑池坝笔记》里,我们可以看到,陈先发身上包蕴着丰富的复杂性。他既热爱西方的现代诗,勃莱、赖特、沃伦、希尼、沃尔科特等人的诗集曾是他床头必读书,同时他又钟情于东方的文化哲学,无限迷恋于李商隐、寒山、老子、《奥义书》的内容。他信奉布罗茨基那句话: 我可能小于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个体,但在某些方面,也会是他们的总和。
以赛亚·伯林曾将学者分为两类:“狐狸型”学者和“刺猬型”学者。“狐狸型”学者的特征是,做学问多爱旁击侧敲、涉猎广泛、不服膺权威,以兴趣出发常能见人所未见;而“刺猬型”学者,则有耐心、有定力、探索宏大的问题一以贯之,建构出自己的体系。而陈先发身上既体现了狐狸型的涉猎广泛,发常人能见之所未见,又像刺猬一样一以贯之的构筑着自己的诗学体系。
或许,这正是作家和学者的不同性。学者有着足够的单一,而作家身上却包含着令人吃惊的丰富性。读过黑池坝笔记片断的一个朋友说:“这是一本每天只宜读一至两页的书。”
我一直以为,陈先发是位具有入世情怀的诗人。他身上弥漫着强烈的中国传统知识分子悲悯情怀。他渴望生活在一个 “儒侠并举的时代里”。而儒和侠,所体现出的则是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理想中的精神追求。儒,代表着入世,“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等,是千百年来多少文人梦想之所寄。而侠则代表着干世,当社会无序、统治失效,行侠仗义、拔刀相助,便成了必然。乱世的读书人,是不能入世的,所以侠是“儒”的精神另一种互补。
陈先发式的写作,一直注重语言的“在场”。在他看来,写作的最高意义是对我们时代精神的记录。而语言提供给了我们一扇打开未来窗户,它给了我们发现世界的可能。
他可以用一百多个条目来阐释“鱼跃出水”这一瞬间意象,从语言学、诗学、史学、哲学等等令人耳目一新的视角。这是他的方式,全然自我的方式,从当代汉诗写作已有经验上去看也是焕然一新的方式。
海德格尔曾说过一句很有意思的话,叫“把作为语言的语言带向语言。”我年少时,曾吃惊于这句话的神秘性。
读完陈先发《黑池坝笔记》,我忽然对这句话有了深刻的认识。老海用简单的一句话,精确地概括了《黑池坝笔记》全部的意义所在。而陈先发正是用笔记的方式在他个人语言系统中洞微烛暗,走上了一条通向本质语言的道路。
黄涌
诗人、书评人、著有《杯水集》、《人淡如菊》等。
陈先发
1989年毕业于复旦大学。著有诗集《春天的死亡之书》、《前世》、《写碑之心》,长篇小说《拉魂腔》、哲学随笔集《黑池坝笔记》。曾获“十月文学奖”、“2008年中国年度诗人”、“1998年至2008年中国十大影响力诗人”等数十种。作品被译成英、法、俄、西班牙、希腊等多种文字传播,并被选入国内外多所大学的文学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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