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小玉走了

武汉作家刘晓航参加新书讨论会，与我见面第一句话就是：“徐小玉走了。”大庭广众之下我也情不自禁尖叫起来。因为春节后徐国华老师说，徐小玉大概不行了，电话里有气无力地哼哼。我当即打电话到厦门大学，她在那头依然发出爽朗清脆的笑声：“我好得很啊，每周还参加两次学校合唱团活动的。”后来看她博客，3月31日还发文的。于是依然坚信她有顽强的生命力能长命百岁，八天后她却离开了人间。

徐小玉走了，不会再去印《江花报》了。她在芜湖文化馆当编辑时，发表过我的散文与小说，从此成了朋友。这是个洋里洋气带点小资的军官太太，极其富态的大块头却捧着酒杯喝水，踩着高跟鞋拉板车运报纸，穿着花花绿绿的泳衣在镜湖划水，在文革刚刚结束的江城，留下一道道惊世骇俗的风景。

徐小玉走了，她永远离开了厦门大学。尽管父亲是那里的博导，还是《综合英语成语词典》等大型辞书的主编，可她一直工作在外，在芜湖跟安徽电台的《许国璋英语》学起，居然能靠着这调到厦门大学工作。她自知资质不足，又通过一年多的努力，公派自费去美国蒙特瑞国际关系学院学习，最后终于能够登上厦大的讲台。

徐小玉走了，我们再也不能互相“出卖”了。她父亲19岁就翻译了法国洛蒂的《菊子夫人》，22岁就出版了《古国的人们》小说集，也是中国第一个翻译《鲁滨逊漂流记》的作家，与丁玲与胡也频的友谊等，都成为我写《文人的侠义》《丁玲与徐霞村》的素材。作为回报，她也不失时机地把我们的往来写进她的博客。一次参加一个全国笔会，她仪态万方地用悦耳的普通话把我推荐一番，几乎把我捧成“当红明星”。

徐小玉走了，我们再也不能相互“掐架”了。徐李之争，主要为吴禄贞。那是她的外祖父，孙中山的战友，打入清政府担任精锐的六镇统制，辛亥革命中组织燕晋联军起义，任联军大都督。直捣北京前夜，被袁世凯派人刺杀于石家庄时才31岁，孙中山也称之为“盖世之杰”。玉姐不仅邮寄给我好几本资料，还带我拜访了写《吴禄贞》传记的上海教授赵宗颇。然后，邀请我一同创作电视剧。趁暑假，我们聚会在海军基地司令部，她丈夫是司令部留苏的通讯处长，可以免费住招待所。天气奇热，我们在争执中脾气升温：她说要对历史负责，不允许一点点虚构。我说文学创作不是写新闻，必须得艺术加工。合作半月，争吵半月，一集也没写出来，只有分道扬镳。后来，她写出了电视剧《盖世之杰》，却始终找不到资金投拍。我则根据吴禄贞三下延边，从实地勘测到对日斗争，终于保卫了延边领土的一段史料，写成了32万字的历史小说《间岛铁骑》，在《江淮晨报》连载，也成为省文联推荐到第八届茅盾文学奖的参评之作。她看后既不表扬也不感谢，一如既往地严格挑剔史料，当然，最不满的还因为写了她外祖父的“风流韵事”。

徐小玉走了，我少了一个良师益友好大姐。她从外祖父那儿继承了豪迈果敢的秉性，又从父亲那儿继承了顽强刚毅的气质。她14岁参军，30多岁学外语，40多岁出国进修，年近50才登上大学讲台——在厦门大学教“对外汉语”。60多岁写出了她父亲的传记《霜叶红于二月花》，70多岁写出了关于外祖父的长篇小说，还在许多报刊杂志留下上百篇文章与900多篇博客，她的文字朴实却严谨，一如她的为人亲切而正直，始终以“生命不息，奋斗不止”身体力行地激励着我。

李幼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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