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翻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曰,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曰,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
1916年11月26日,陈独秀和汪孟邹乘火车离沪北上,打算筹集资金,合并亚东和群益书店,成立书局,以扩大《新青年》的规模。隔日抵达北京,住前门中西旅馆六十四号。
在琉璃厂附近,陈独秀遇到沈尹默。沈尹默力劝陈独秀到北大教书,在蔡元培校长领导下,在北方宣传进步思想。
陈独秀和蔡元培都是暗杀团成员,有一面之缘。吴越遇难后,陈独秀给蔡元培寄过烈士遗物。和这位前翰林共事,未尝不可试试。沈尹默拿了几本《新青年》杂志,在北京医专校长汤尔和面前推荐陈独秀。对于陈独秀,蔡元培本来有一种不忘的印象。1904年,蔡元培与刘申叔办《警钟日报》时,听刘说:“有一种在芜湖发行之白话报,发起的若干人,都因困苦及危险而散去了,陈仲甫一个人又支持了好几个月。”听了汤尔和话,蔡元培又翻阅子《新青年》,决意聘请陈独秀。
12月26日上午,陈独秀起床开门,发现蔡元培端坐在门外的凳子上等候。蔡元培表示,自己初到北大,急需一班积学而热心的学者名流到北大,以改造校风,推进学术研究,并希望仲甫任北大文科学长,并建议陈独秀把杂志带到北大来办,说北大要聘一大批名流学者,正可帮助编杂志。这次北上,成为陈独秀人生的一个转折点。
1917年1月,陈独秀写信给胡适,谈及自己向北大校长蔡元培推荐胡适去任教授。并写了《文学革命论》,刊登在《新青年》二卷六号上,策应“吾友”胡适的主张。陈独秀提出文学革命的对象是“十八妖魔”,即明前七子、后七子和归有光、方苞、姚鼐、刘大(后三人是陈独秀的老乡、桐城派的代表)。明前七子,指明弘治、正德年间的李梦阳、何景明、徐祯卿、边贡、康海、王九思和王廷相七人;明后七子,指嘉靖、隆庆年间的李攀龙、王世贞、谢榛、宗臣、梁有誉、吴国伦和徐中行七人。
写这篇文章,陈独秀找到了今后的文学革命的方向。他情绪高昂地写道:“吾革命军三大主义,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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鲍安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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