弼赋门前说往事

烟雨墩上的洪镕捐书纪念碑

民国八年（1919年）版《芜湖县志》中关于弼赋门的记载

在清末老城区地图上，可以清楚地看到弼赋门的踪迹。

青砖斑驳，似在诉说往昔的奢华。

宋应星在《天工开物》中也多次提到芜湖的浆染业，并配有二幅浆染机插图。

明代万历年间，芜湖建有四座正门，东门叫宣春门、南门叫长虹门、北门叫来凤门，西门叫弼赋门。这些城门所在地，因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而均逐渐演变成芜湖一地的繁华之处，用“寸土寸金”来形容一点也不为过。其中以西门和南门为最。说来也有趣，西门弼赋门自它诞生那天起，仿佛就与徽商结下了不解之缘。据旧志记载，西门就是一位名叫阮弼的徽州商人捐资所建。而在稍后的明万历至崇祯年间，另一位来自徽州的汪一龙父子在西门附近开设的一家中药店，再次让西门载入史册。

今天的西内街与长街原本是一条街道，明万历三年，芜湖重建城垣之时，以弼赋门为界，将长街一分为二。弼赋门以东改称西门大街，城门以西则仍称长街。而在民间，许多百姓依旧习惯称西门大街为长街。因此，直到民国八年（公元1919年）《芜湖县志·地理志》还有这样记载：“西门大街一名长街，自鱼市街至江口宝塔根，号称十里长街。”由此可见，最迟至1919年，西内街还包括在十里长街之内。在老芜湖人的印象里，西内街还有一个别名：长街头子。之所以有这么一个通俗的街名，说起来道理也很简单，因为西门大街位于长街的起点。至于西门大街改称西内街则大约是在新中国成立前后了。

阮弼捐资建西门 西门因此被命名为弼赋门

说到阮弼，就得先从浆染业说起。芜湖的浆染业曾经辉煌一时，至明代达到鼎盛。翦伯赞在其主编的《中国史纲要》中说：“当时工商业发展比较显著的城市，除去南北两京外，大致分布在江南、东南沿海和运河沿岸等三地区，而其中以江南地区最为繁荣。在这里，已经形成五大手工业的区域，即松江的棉纺织业、苏杭二州的丝织业、芜湖的浆染业、铅山的造纸业和景德镇的制瓷业。”宋应星在《天工开物》中也多次提到芜湖的浆染业，“织造尚松江，浆染尚芜湖”就是他首次提出的。在该书中，宋应星还提到一家“芜湖巨店”，这就是阮弼开于西城门口的浆染作坊。

阮弼，字良臣，号长公，明嘉靖、万历年间徽州府歙县人。他出生于家境殷实的大户人家，祖上曾拥有良田几百亩，到他父亲时开始家道中落，阮弼念了几年书后因生计窘迫无奈辍学。后经同乡劝说于嘉靖元年（1522年）来到芜湖，在同乡的帮助下，他从投资较小的色纸染坊开始做起。当时芜湖的印染业开始兴盛，许多店家已经颇具规模。由于所染的纸“艳丽夺人，经年恒鲜”，不数年，阮弼就获得了丰厚的利润，从此名声大振。有此家底和声誉，阮弼开始尝试向浆染业全面进军，由于他浆染出来的布帛色泽鲜艳，质量上乘，阮氏浆染很快蜚声大江南北。此时阮弼的浆染局已经发展成为芜湖乃至周边地区规模最大的一家浆染作坊，以致被宋应星在《天工开物》中称作“芜湖巨店”。就这样，阮弼一跃成当时的“芜湖首富”。据时任兵部侍郎的汪道昆在《太函集》中记载，芜湖“独以榷赋最天下”，而阮弼所上交的榷赋又占去其中大半，财力之雄厚可见一斑。随着资本的不断增加，阮弼又陆续兼并了芜湖的一些小染坊，并在皖南各地广设分店，经营范围越来越广，最终成为江南浆染业的霸主。与其他染坊相比，阮弼所制作的色纸和染布都具有绝对的垄断性优势。自阮弼之后，芜湖的印染业保持了三百余年的兴旺时期。

明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倭寇自杭州窜至芜湖，在青弋江边大肆焚掠，官吏束手无策。当时，芜湖城垣早已圮废，倭寇得以长趋直入。在这紧要关头，阮弼挺身而出，利用自身的影响力和雄厚的财力，号召并组织数千人成立义勇，协力守御，迫使倭寇溃退，遂保一方平安。明万历三年（1575年），芜湖开始着手修建城墙，阮弼又慷慨解囊，以一己之力承担了修建西城门的资金。为表彰阮弼乐善好施的义举，在芜湖城建造完毕之时，西城门遂被冠名弼赋门。

弼赋门东面的洪锡璜故居  人称洪公馆

洪锡璜(1838-1903)及其两个儿子在芜湖名气很大，据《芜湖县志》记载：“洪锡璜字松琴，幼读书有大志，年十五值洪杨之变，出佐江南大营治文书，主帅向荣、张国樑深器之，积功保县丞，以师败愤郁归。光绪初元于上海创书信公局，用轮船行内河，通书信，隐然开今日邮政之先。甲申马江之役以转饷功举知县，办理上海洋务局清丈租地局任事二十年，矢慎矢勤，允洽舆论，沪人士至今称之。工篆书，颇流传于世，卒年六十五。”据此可见，洪锡璜自幼即喜读书，胸怀大志。十五岁时，太平军占领芜湖，洪锡璜逃至清军江南大营，在军中掌管文书，主管文秘工作，先后受到江南大营主帅向荣和张国樑的器重。向、张兵败后，洪锡璜流寓上海。此后，洪锡璜受洋务派影响，投身实业。光绪元年（1875年）他在上海创办了“书信公局”，委托内河客船载运邮件，是为国人自办新式邮政之肇始。光绪十年（1884年）中法战争爆发，洪锡璜以调拨船只转运军粮、传递军情有功被保荐为上海知县。后分别专事上海洋务局，清丈地租局二十余年。1903年洪锡璜病逝于上海。其长子洪基系我国首批习军事之留日学生，与父同年卒。二子洪镕（1877-1968）是我国近代高等工业教育家，藏书家。晚年将毕生藏书共计一千三百五十八种、一万四千一百五十七册古籍图书捐赠给芜湖市图书馆，1981年，洪镕的骨灰由北京移至芜湖，葬于镜湖之畔的烟雨墩，终于与其所捐图书朝夕相伴，永不分离了。

洪公馆位于今天的西内街8号，尽管已经过一百多年了，但依旧可以感受到这座洪公馆往日的气势，洪公馆坐北朝南，正门开于西内街，后门已到詹家巷。正门之后，一连七进徽派豪宅一字排开，每进都相对独立，而布局又都基本相同，均为两厢一厅加天井的格局。每进的南北对应各开一门，从正门朝内望去，一进套一进，一眼望不到头。洪公馆的建造非常讲究,雕梁画栋,一丝不苟。据老人讲，洪锡璜的祖上就非常富有，这座洪公馆并非洪锡璜所建，而是他的祖辈遗产，洪锡璜和他的两个儿子均出生于此。前几年，洪家后人还特意从上海来到这里凭吊先人。至今，洪公馆大体保存完好,只有第二进在2009年2月18日下午遭遇火灾,部分建筑损坏。

汪一龙父子和正田药店

提起芜湖的中药店，人们首先想起的恐怕就是张恒春了，但却少有人知，在张恒春来芜开店之前两百多年间，在今天的弼赋门附近就已经有一家颇有规模的中药店——正田药店。而且，这家中药店是目前有文献记载的国内最早中药店。

汪一龙开办的这家药店名曰正田药店，它有“天下第一国药店”的美誉。据《芜湖市志·医药志》记载：“明朝万历年间（1573-1620），精通岐黄术的休宁人汪一龙迁居芜湖，在西门外大街开设了正田药房（字号永春），直至清嘉庆十二年（1807年）歇业，该店经营两百余年。”

而在民国八版的《芜湖县志》里是这样说的：“汪一龙，字正田，明万历间人，精岐黄，由休宁迁居芜湖西门外大街，创立正田药店，字号永春，垂二百余年，凡九世皆同居。慎选药材，虔制丸散，四方争购之，对症取服，应效神速。每外藩入贡者，多取道于芜湖，市药而归。”

正田药店始于汪一龙，但使其真正走向兴盛的是其子汪可训。在浩如烟海的史籍中，有关汪可训的史料却极为鲜见，就目前所知，仅《休宁西门汪氏宗谱》而已，据该宗谱卷六《太学可训公传》：“汪太学者，讳可训，字尔彝，休宁城西人也……父一龙，能孝友，多长者行。以赀游芜湖，人兢挽之，因家焉。生三子，太学居长……十三应童子试，较艺本籍，群试之脱彀，旋芜数数不售。太学念休巨邑也，当县队壁而战者近万人，即士有文何能及有司目。又计程往返千里，以千里之程而希近万偶一之获，此实难。南雍距芜才二百里，扬帆仅一衣带间，舍乡学而取国学，亦足有为。于是遂游成均，谒先师，退就班列，明堂钟鼓得与省考焉。当是时，太学年方壮，才方盛，务博洽多闻以瞻学，欲及其锋而用之。主当世知名之士，贤人大君子之夙驾南都者靡不识，而一时知名之士，贤人大君子亦各得与语为快……人罔不以脱颖期……乃终不得志……遂辍帖括，顿还旧栖。初太学家计仅粗足，勤营什一狭，太学归而游精覃，思念方不得大用，奇赢小术讵其不能自我力致为。再发《货殖传》读之，笑曰：‘是奚足哉。\’爰是营心计，凿空自师，大辟奥堂，创所未有……积五年，择人人得，任时时成，饰智智治，隆著拟封君矣。徽俗凡锥末起家者，务节缩溪刻忤人情，太学独宽大得之，属朝廷用大司农言，置榷芜关，西蜀雷公来摄事，公余访闾井贤豪，间得太学，一见大悦，出子弟发策质难，去之日，依依江浒不忍别。嗣濑上潘二岳来，濒访亦得太学，见悦有加于雷。历一月，宾见者数四，后则击节奏钥启便室揖入，修家人欢，礼款逾厚为骨戚，有‘三日不见鄙吝生\’之叹。太学于二君称莫逆，余如罗柱史、张铨部、程观察诸大老曲席折节，指不胜屈。自是干旄之导，山人之衣及曩陪京之游，往来造门无间日，或漏泻二十刻，犹稠迭庭中，太学不厌也。时家大饶裕，太学不亲执管库，权子母息，出入各有司存，年终受成，人不敢以毫忽欺。……太学有子五人，岁延名师督之学，曰：‘此余未究之业也，尔小子容一日缓乎？\’尽出所订习经书古文词，严程课督。长子洪仁补博士弟子员，三子洪勋才弱冠，再试弟子高等，奉明经，充选太学。教儿之暇，偕素心友十人，构小苑结社为娱，十人者皆有道贤杰，持方幅不妄举止。太学曰：‘吾老友也，造膝命觞，谈圣贤理道德业，否则亦击节朱家郭解为人。\’年五十无大疾以天年终。”

正是有了《太学可训公传》，我们才得以推算出汪可训为明万历崇祯时人，并得以还原出四百年前那家“正田药店”的一个大概轮廊。正田药店所卖之药，既然是“四方争购之，对症取服，应效神速”，而且名气之大，竟到远达“外藩入贡者”，可见药店的经销范围已经不仅限于国内了，由此给汪一龙带来丰厚利润也就可想而知了。可是这在汪可训的传记中却反映不出来，能看到的是“初太学家计仅粗足，勤营什一狭”这样的描述，这说明什么呢？说明汪一龙的正田药店在开办初期，直到其子汪可训成人前并不太知名。究其原因无非两点：其一、汪一龙缺少雄厚的资本支持；二则是汪一龙一家客居芜湖，既无根基，又非显宦，在此地人微言轻，而药的销售好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销售者的知名度和信誉度。汪可训在想明白这些道理后，就另辟蹊径，不是致力于助父开药店，而是去做行商，进而再开典铺，这就是《太学可训公传》中所说的“营心计，凿空自师，大辟奥堂，创所未有。”总之先积累下雄厚的资金再说。这就是为何汪一龙去世后，继续掌管正田药店的不是为药店立下汗马功劳的汪可训，而是汪可训的儿子汪步廷。

五年之后，汪可训经营典当行赚得钵满盆满，其家庭的资财状况正如《休宁西门汪氏宗谱》所言：“隆著拟封君矣。”同时，汪可训还注意结交官宦士绅，密切和社会上层的联系，所谓“干旄之导，山人之衣及曩陪京之游，往来造门无间日，或漏泻二十刻，犹稠迭庭中，太学不厌也。”就是生动的写照。而其目的，自然是要借此提升自己这个家庭的社会地位，扩大影响。

至此，经过汪一龙、汪可训父子两代的不懈努力，正田药店终于名声远播，生意日隆，“天下第一国药店”这个美名的获得只是时间早晚的事了。

汪可训定居芜湖，沿袭的还是当时被奉为金科玉律的一条规矩：学而优则仕。可惜，尽管汪可训才气过人，也饱读诗书，曾就学于南京国子监,博学多才,名噪南都,一时名士缙绅竞相与之唱和。可科举仕宦这条道路他最终还是没有走通，无奈之下，汪可训才转而弃儒服贾于芜湖,但和芜湖一地士大夫仍过从甚密,特别是与前来任芜湖榷关主事的西蜀雷应乾公及继任者潘曾玮两人结成莫逆之交。有关雷、潘二人的史料并不多，在《芜关椎志》卷上“履历考”中可觅蛛丝马迹：“崇祯八年乙亥改归北户部主事雷应乾，首山，湖广人，戊辰科，年终零玖个月课陆万玖千有奇”，“崇祯拾年丁丑北户部主事潘曾玮，二岳，应天溧阳人，辛未科，年终零叁个月课伍万叁千有奇。”由其“家大饶裕”时，“太学不亲执管库，权子母息，出入各有司存，年终受成，人不敢以毫忽欺”来看，典当铺在他的生意中应居于重要地位。再由身为朝廷要员的芜湖榷关（据载，芜湖榷关设于崇祯元年）主事者甫一到任即拜访汪可训一事来看，汪可训此时应当已是芜湖著名行商，所以设关后的榷关主事者才会屈尊枉驾咨询于他。

尽管无法跻身官宦之列，汪可训对其后人却依旧因循古训，在他的后人中，从明末到清嘉庆将近二百年的时间内，中举和成为贡生者就不下数十人之多，以至于多部县志中都有汪家“其裔多列痒序有声，人咸称正田诚悫，济世之报”这类赞美之辞。而这一点，在《太学可训公传》中已初露端倪：汪可训本人是太学生，他对自己五个儿子“岁延名师督之学”，自己也“尽出所订习经书古文词，严程课督”。他强调“此余末究之业也，尔小子容一日缓乎”？而督促的结果，是长子成为秀才，三子二十出头即以贡生选入太学。汪可训理想中的脱贾入儒的步伐这时已经迈出了。

到了1850年，由于当涂护驾墩张恒春药号张明禄（鸣鹿）之子张文金来芜湖开设张恒春国药号，正田药店才不得已关门大吉，结束了其两百余年的经营历史。但由汪一龙亲手研制出的“保和堂丸散”却一直沿用至今。

如今弼赋门及其附近依旧古色古香，在那一般徽风皖韵之中，或许还可略见一番昨日芜湖的温婉景致。

郭青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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