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安月色映廉清

□王向力

长安，这个深植文化根脉的礼仪之邦，浸润汉赋唐诗情韵的艺术之都，越过数千年历史的风烟，以崇廉尚德的人文精神与文化积淀，滋养着一代代的士人学子，将敦厚质朴的关中风格呈现在世人面前。

（一）

806年，时为周至县尉的白居易，在公事之余徜徉于山水之间，写出千古流传的《长恨歌》。诗人的情思在对人世兴衰感慨的同时，自然也有着对凄美爱情的叹惋。然而深藏于心底的浩然之气与悲天悯人的情怀，让他在思索历史的同时，把温情脉脉的笔触探入百姓的疾苦中。

南风薰兮，覆盖田垄的小麦已经成熟发黄，散发着诱人的香味。丁壮劳力已经全部赶赴南冈，在酷热的风浪中，在烈日的炙烤下，匆匆忙忙收割着庄稼。农家少闲日，家中自然也没有闲人，就连妇女儿童也荷箪食、携壶浆而来，参与到这“龙口夺食”之中。诗人的眼里，既没有关于田园风光的畅想，也没有赞美已来临的丰收，而是透过百姓的焦灼意识到民间税赋的沉重以及民生的艰难。

周至县是白居易入仕的第一站，他谨记《周礼》“廉善”标准，将一颗慈善的心与百姓的心一同律动。白居易用《秦中吟》和《新乐府》，集中火力向权贵的骄奢淫逸发出猛攻。

千年已逝，白县尉连同他从仙游寺移栽而来的两棵松树早已不见踪影了，但视民如伤的情怀还留在人们心中。朗朗乾坤之下，《周礼》关于廉守的话语还在人们耳边萦绕：“以听官府之六计，弊群吏之治：一曰廉善，二曰廉能，三曰廉敬，四曰廉正，五曰廉法，六曰廉辨”，告诫着后来的从政者，坚持以廉为本，强调善良、能力、敬业、公正、守法及明辨等品德的重要性。时空虽然变幻，但正是这种与历史的对话，让我们获取着源源不绝的精神品质与能量。

（二）

1607年，罢官归里的冯从吾先于宝庆寺讲学，后因听众日多，又于其东侧辟地，关中书院由此而兴。

这一次回归故乡，冯从吾是从惊心动魄的杀身之祸中逃离而出，一个耿介廉洁的关中汉子，以御史之责，向神宗发出了“勿以天变为不足畏，勿以人言为不足恤，勿以目前晏安为可恃，勿以将来危乱为可忽”的呐喊、谏言。随之而来的是神宗震怒，传旨廷杖他。适逢皇太后寿辰，为辅臣救免。冯从吾死里逃生，从此声名震于天下。

面对官场的腐败与奢靡，冯从吾对他的学子开宗明义地提出为学的宗旨，“千讲万讲不过要大家做好人，存好心，行好事，三句尽之矣。”

清初顾炎武过关中，不无感慨地说道：“关中多豪杰之士……大抵崇孝义，尚节概，有古君子之风。”这正是关中书院化育的硕果，且代代不乏明达英伟人才的卓然而出。

清光绪年间，从关中书院走出去的朝邑人阎敬铭，后世誉之为“布衣宰相”。这个其貌不扬的关中人是一位理财的高手，他一生清廉自守，疾恶如仇。1877年，阎敬铭奉命前往山西赈灾。他一路敝车荆服，行李萧然。到任后，穿一身粗糙的“褡裢布”做的官服，并嘱属下有敢穿绸缎者，罚捐饷济灾。他执法不苟，查拿了贪官知州；弹劾了礼部尚书等一伙人对地方的滋扰，顺利完成了三晋的赈灾任务。阎敬铭的清廉与执法不徇私情当时尽人皆知，他奉调入京时，中央各级官员惶恐不安，纷纷申请外派他到地方任职。

《清史稿》记载，“时上意将修圆明园，而敬铭论治以节用为本，会廷议钱法，失太后旨，因革职留任。”后上书告老还乡。

（三）

从长安出发向东行进，蜿蜒于秦岭之上的蓝关古道，连通着秦楚大地，成为南北经济往来的交通大动脉。在古道上一块巨大的摩崖石刻引人注目：大清乾隆拾壹年丙寅季夏谷旦。陈大中丞捐修大路，化险为平，士民商旅公颂功德，勒石为记……这里的陈大中丞，就是乾隆年间曾四次担任陕西巡抚的桂林人陈宏谋。

今天，我们对陈宏谋这个名字已经陌生。然而在探究他的德政对于后世的影响时，陈宏谋的形象愈来愈鲜明起来。

这个“公正不瞻徇”“劳心焦思，不遑夙夜”的封疆大吏，终身以“耐烦劳”为居官第一要义,他认为“居官莅事，牒诉纷错，日出事生。一有厌苦之心，便有不耐之意。吾谓耐烦，更在廉之上”。在外任的三十余年中，他的足迹踏过十二个行省，作为一位卓越的管理者，他每到一处即以全新的眼光看待当地的现实状况和百姓需求，进行周密细致的走访和梳理，根据地区的差异、问题的大小和解决问题所需花费，按缓急分步实施。陈宏谋一生节俭，但在“事关民务久远利益者，虽重有费，亦当不惜”，显示出执政者的长远眼光和果断的决策能力。

陈宏谋是一位恪守程朱理学的学者，他融洽地将学者的风范与关学经世致用的精神结合起来，从独立思考的精神、清廉的品德到教民、富民的身体力行、躬身实践，将施政纲领与目标，完美地转化为现实：引进山薯等杂粮，改变了农作物的结构；植桑养蚕，不仅恢复了《诗经》中女子采桑的场景，更重要的是从此让陕西摆脱了布匹、蚕丝对江南的依赖；开凿两万八千口水井，滋润着关中大地；蓝关古道的修复与汉江的疏浚，让商旅在便捷中进一步促进商品交易……

作为一位官员，陈宏谋信奉着品行的坚守与教化的作用，他孜孜于先贤关于治政的研究，编著《从政遗规》《在官法戒录》等书籍，凡为政心志、从政作风、施政方法、廉洁自律等无不囊括其中。他谆谆箴规部属“当官之法，唯有三事：曰清；曰慎；曰勤。知此三者，则知所以持身矣”。而持身在于即学即行，“学问之无关身心者，其病在求知而不求行”，勉励从政者在注重修身的同时，一定要懂得知行合一的道理。他的书让一百多年后的曾国藩读后大为服膺，在家书中告诫兄弟子侄们一定要“一读再读”。

深植于长安这片沃土上厚重的文化因子俯拾皆是，崇廉尚德、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精神传统也在薪火相传。当我们走进历史，沿着这伟大的精神河流上溯，发觉我们与先贤的思想如此亲近，从而感受到廉政勤政的源头之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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