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 会 陕北插队回顾

交通闭塞、信息封闭的社会与经济萧条、物资匮乏的年代混合在一起，形成当年我们在陕北农村插队时的奇特现象——生产拽耙扶犁，交易以物易物。靠笨重体力劳动收获的粮食，扣除上交公粮后，用所得极少的口粮，勉强维持基本的生存。而那些小到碎娃念书、大到后生娶亲，轻则家常日用、重则箍窑盖房等花费，还要用那些家庭副业去换取，这样就为集会（我插队的洛川叫跟会）创造了存在的空间。这种集会交易大多是用以物易物的形式进行，一篮篮鸡蛋、一筐筐土豆、一把把旱烟，用以换取针头线脑、洋火灯烛、柴米油盐。但只靠这些家庭农副产品是难以维持生计的。没有办法，就去卖些粮棉、生猪等国家统购统销农产品，补贴家用。

当然，那时的集市不仅是调节生活余缺的一个场所，也是人们交流信息、联络感情的精神纽带。祖祖辈辈居住在山沟沟窑洞里的陕北人，交通不便，文化落后，最好的业余生活就是跟会。在集会上，除了购买一些生活必需品，就是站在冬季的太阳地里和自己最亲近的人见见面，拉拉话。集会上，农家人三个一群五个一伙，从舌长嘴短到锅碗瓢盆，从瓜田柳下到田间地头，从女子婆姨到隔壁老汉。总之，要把满腹的话语全都倒出来，这个会才算是赶得过了瘾。

我当时插队的武石公社，地理位置偏远，人烟稀少，凑不起这样的集会。跟会都是到我们相邻的槐柏公社（现在武石公社早已归属槐柏，统称槐柏镇）。那时的槐柏会是逢六、逢十，而且每年还有四月初八的（以上均为农历）古会，唱三天三夜大戏，方圆百里，颇有名气。

从我们贝郊村去槐柏跟会，有两条道路可以选择，一条是途经上操村，翻越一道大沟，行程十几公里方可抵达。一条是绕塬行走二十多公里才能赶到。我们知青几乎都是跟着同村老乡选择第一条道路，沟虽难爬，但一天之内，起早赶晚可以打个来回。

跟会那一天，太阳尚未露头，家家窑院就飘出袅袅炊烟，人们早早就起来生火做饭。女子婆姨们忙着梳妆打扮、更衣换鞋，不厌其烦地穿着、试着、照着，仿佛不是去赶集，倒像是去相亲、回娘家。汉子们则穿上新黑布袄，头上扎着崭新的白羊肚手巾，脖子上挂着平日不用的新旱烟窝子，牵驴掂袋，全身佩挂，雄赳赳、气昂昂，颇像即将开赴战场的勇士。太阳还没一杆子高，小山村就像开锅的水一样沸腾了，鸡鸣狗吠，人声嘈杂。老汉在窑前吼碎娃，女子在脑畔喊闺蜜，后生在村口等拜识。塬上、沟坎、小路尽是荡漾着喜悦的赶集人。就像沟壑中的溪水，沿着沟沟坎坎流入川道，熙熙攘攘地向集市涌去……

槐柏公社地处塬区，宽阔平坦，一条土路穿境而过，集市沿街向两侧伸展。集市由牲畜交易区、菜蔬交易区、生活用品交易区等若干区域组成。区域并非刻意划分，而是按照常年集市交易形成的习俗分布。这里没有固定摊位，大多都是摆地摊。来得早的，寻个好位置，摆好东西，占尽地利人和；来得晚的，只能找个犄角旮旯，靠拼命吆喝引起人们的关注。

一般到上午八九点钟，集上的人便渐渐多了起来。掂着桩子卖杂粮的、担着筐子卖猪娃的、挎着篮子卖鸡蛋的……陆续登场。吆喝声、讨价声、说笑声不绝于耳。当几个川道的人流全部聚集到这里的时候，整个集市就像烧开了的豆腐锅，人挤人、身挨身，人们叫着、吼着，乱糟糟的，像采蜜归来的蜂群。整个市场花红柳绿，气象万千，宛若一幅流动的陕北民俗风景画。蔬菜市场上最吵闹，卖洋芋的叫喊着他的洋芋又好又便宜，卖辣椒的嚷叫着他的辣子又干又香，卖酸菜的巴不得让你尝个够，卖粉条的则背着个袋子满地转。干枯的旱塬缺少雨露的滋润，贫瘠的土地难得长出几样像样的蔬菜，所有的菜蔬竞相在集市上展现。供销社里人最多。买烟的，沽酒的，打油盐酱醋的，购生活用品的，摩肩擦踵，进进出出，其中妇女和小孩最显眼。几个女子叽叽喳喳地挤在柜台前，精心挑选着梳子、发卡、小圆镜。碎娃们的目标更明确，除了玩具啥也不看。为一个拨浪鼓能和大人磨叽半晌，不是哭就是闹，达不到目的天王老子也领不走。商店里还有一些年轻人，眼睛直往卖货姑娘的身上扫，却一样东西也不买。他们来商店是为过眼瘾的，直到把人看恼了，才悻悻离去。

赶集本身就是件热闹事。自知青来到这片荒原后，更给传统的集会增加了新的色彩。来自四面八方的知青们，有的身穿国防绿，眼戴蛤蟆镜，大摇大摆地走在集市上；有的叼着烟卷，挎着女知青。集会上，知青出洋相的也不少。个别烟瘾犯了、又买不起烟抽的知青，架着旱烟袋，以借火为名，烟锅对烟锅，猛吸农民的旱烟叶。大部分知青还都老实，他们或逛街购物，或看望同学，抑或直奔饭馆。

集上的东西很便宜，一只大公鸡才四五毛钱，鸡蛋也就是四五分钱一个。如果你问老乡：“一块钱给几个鸡蛋？”老乡也算不清，总是要让你多拿上几个。知青们最高兴的是在集会上遇到同学，他们撮合在一起，交头接耳，眉飞色舞，好像几年没见过面一般。刹那间，插队的煎熬劳累、思家乡愁顿时被抛到九霄云外，大家在一起高谈阔论。谈到兴奋处，则三五好友直奔饭馆，大吃一顿。

设在东街的邮政所也是知青赶集时最爱去的地方。这里进进出出的几乎都是知青，有投寄信件的，有收取汇款的，有领取包裹的，还有打电话的，柜台前总是挤满了人。我和一同插队的哥哥也经常来这里，一是给家人投信报平安，二是给家里汇零花钱。插队三四年，我俩不但没跟家里要过一分钱、一件物，而且还将积攒下的微薄收入寄往家中，补贴家用。

槐柏会上，给我印象最深的还是西街涝池旁十余棵槐柳树绿荫下的牲畜交易市场。交易市场内黄尘飞扬，地上到处都是牲畜粪便，交易的人们一个个灰头土脸。他们有的掐着指头算能赚多少钱，有的掰开牲口嘴巴看“牙口”。卖家挺着胸脯漫天要价，买家龇着黄牙就地给钱。而那些从中说合的“牙子”（经纪人）则像屁股上浇了热油，不停地在两者之间跑来跑去。最为奇妙的是讨价还价的过程，买卖牲口都是在掐手，用草帽、衣服、袖子神秘遮挡，暗箱操作。只有到了上不差一、下不少二的合适火候时，才正式宣布“成交”。这就是所谓的“捏码子”，即陕北地区贩卖骡子、驴、牛、羊时，双方进行的一种谈价方式。一般为两个人将自己的衣服一角拉起，各一只手进行握手式的捏码，也就像打哑语一样。这其中有一个双方默认的价格方式，什么样的指头代表什么样的价格，什么样的捏法代表什么样的出价。这虽然是土方法，但不愧为一种保险的交易手段。一是保密，不公开交易的价格，保护了双方的隐私；二是安全，不让钱财金额外露。

由于贫穷落后，当时在陕北集会上的商品交易，大多是用最原始的交易方式——以物易物进行。即用自己已有的物品或服务与别人面对面交换，以换取别人的物品或服务，各取所需，互蒙其利。以物换物不同于买卖，并没有使用任何金钱作为交易的工具，所以以物易物不一定是一场等价交换。譬如用一个或几个鸡蛋换一枚缝衣针，用一把烟叶理一次发，很难说是谁吃亏、谁占便宜。我们队的几个知青，轮流背着一包几十斤的麸子去会上换了一只几斤重的猪娃。要是现在，光是运费就不知需要多少钱。当时，由于信息闭塞，盲目购买，笑话也出了不少。邻队知青扛着粮食换回的母鸡竟然就是本村村民的；在会上为一分两分钱吵得脸红脖子粗的交易，回家一打听，才知道对方是邻村的亲家爹。

回想起陕北赶集，别有一番风味。当时虽然物质匮乏，但在集会上换到的吃食却味道纯正，令人回味无穷。交易场地虽然脏乱、嘈杂，但诚信交易，公平合理。一条土街，圪蹴着买卖双方，交换着劳动成果。举动是如此友善，气氛是那样和谐。人们在极端的贫困中，在超强的劳苦中，在为生存的挣扎中，找到了超脱、喜悦，也找到了稍许的安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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