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认奢侈品不如干部财产公开

上世纪80年代初期，国人对官员形象的最常见感知是：穿四个口袋外套，胸前别支钢笔。时至今日，一些官员的形象，早已刷新广大民众对“奢侈”的认知。在各类举报、人肉搜索和官员落马的网帖或新闻中，奢侈穿戴，往往成为一根导火索，最终“爆”出官员的贪腐丑闻。为有效查腐败，北京纪委要求干部学认奢侈品。（《安庆晚报》9月20日）

最近几年市场上奢侈品消费比较旺盛，其中一个较大的消费群体即为某些当权的官员。从脚下的皮鞋到手腕上的名表再到鼻梁上的眼镜等，动辄就是几万、几十万乃至上百万。这些奢侈消费品不是行内人一般是难以分辨的。正如北京市一位纪委干部所言：“要不是受贿人自己交代，我们很多纪检干部可能并不知道一副眼镜架也有几百万的”。由此从查处腐败的角度而言，北京纪委让干部学认奢侈品是有一定的积极意义的。

从本质上来说奢侈品消费没有原罪，但在现行工资体制及监督约束机制下，官员的奢侈品消费往往隐藏着隐性腐败。比如周久耕的烟，慕绥新的衬衣与皮鞋，江润黎的包等，这些奢侈品消费暴露了他们的腐败面目。至于“表哥”杨达才是否涉及腐败还有待于真相的调查，但引起的网络围观却让人浮想联翩，想不往坏处想都不行。某种程度上，奢侈品消费已让某些官员处在了火山口上，说不定什么时候一不小心就爆发了，而这种爆发的能量往往杀伤力很大，甚至是致命的。处于一种强大的网络监视下，不得不说自周久耕出事后，很多官员低调了许多，换句话说也就是隐蔽了许多，但也有无知无畏的，今天一块名表，明天一个高档眼镜，不断地刺激着公众的神经与眼球。

不过，官员手腕上戴块名表或玉镯，腰间系根名贵皮带，脚上穿双高档皮鞋，肩上背个或手上拎个名牌包等，也不见得就一定来路不正，如果不分情况来个有罪推论，这就很有可能让自掏腰包的官员躺着也中枪了，不仅冤枉了好人，也挫伤了官员的公德形象。实质上我们监督官员的穿戴，其本真的目的在于监督他们的消费合法与否。而要知晓官员消费合法与否，最根本的前提就是他们财产的合法与公开。让官员的收入合法化，财产阳光化，哪怕官员再有恋物癖，借债消费也是私权上的事，公众一般是不会说三道四的。

因此，让纪委干部学认奢侈品，还不如让干部财产公开。官员财产公开我们已喊了多年，某些方面也取得了一些积极效果，比如新疆阿勒泰，江苏淮安等在摸石头过河的基础上积累了一些经验，最近的一个让人比较欣喜的消息是广东《顺德区构建小政府大社会综合改革规划纲要（2012—2015年）》中“从明年起，凡拟新提拔为副科级以上干部，一律须先接受审计调查，并向公众公开家庭财产等信息的”规定，在官员财产公开上又着实向前迈了一大步，提振了人们对官员财产公开的信心。基于现实官员财产公开也许路还长，但公开是阵痛，不公开是长痛，官员财产公开了，既可防止误伤，更能让那些善于伪装的腐败分子暴露于阳光之下。于纪委而言，则意味着没有必要再花大力气去学习辨认奢侈品，免得整天盯着人家的鼻梁、裤腰、手腕、脚等，既吃力又累，效果还不尽如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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