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说印象——写在董建《印象—与印有关的人和事》出版之际

捧读董建先生《印象》书稿，想到自己手中几方印的来龙去脉，往事历历，意味深长。

岁月回溯甲子，也就是整整30年前，我从芜湖的安徽师范大学调回合肥，在《艺谭》杂志社做编辑，不久前往沪上，登门拜望几位经常为刊物赐稿的前辈作者，记得有郑逸梅先生、朱东润先生、何满子先生等。陈巨来先生原本在拜望名单中，因身体不适没有见到，万分遗憾。返皖数日后，沪上友人来函云，陈先生身体好些了，为未能晤见《艺谭》的客人感到惋惜，意欲治印一方，留作纪念，印文由我自定。接到信真是喜出望外，回函深表谢意，并表达了求赐藏书印的愿望。大约过了三个月，沪上友人来肥，带来陈先生刻的“唐跃藏书”四字印章，为满白文，红地仅留一线。边款曰：“唐跃同志雅正。甲子正月巨来刻，年正八十。”友人还告知，陈先生已经过世，这方印很可能是他平生治印三万的最后一方，令我唏嘘不已。其时，我之于篆刻的奥妙完全不甚了了，只知道陈先生的治印成就极高，甚至有“元朱文近代以来第一人”的美誉。几年后，从《万象》杂志上经常读到陈先生晚年用蝇头小楷写在旧卡纸上、交由施蛰存先生保存的民国艺坛掌故轶事，方知陈先生印好，学问更是精深。这些文字后来辑成《安持人物琐忆》，影响极为广泛。说是“琐忆”，其实是夹忆夹议，在回忆当年艺坛友人的交往中穿插了对于名家大师们的艺术点评，和这些名家大师关于艺术的精到见解，虽然都是三言两语，却有鞭辟入里，点石成金之妙。可以看出，陈先生深谙印学不说，对于诸多艺术门类也是广闻博览，触类旁通。还可以看出，古往今来，金石书画凡出众者，不仅技术一流，文字考据和文学修养更是超凡脱俗。只有以丰厚的文化学识做底蕴，才能由技进道，卓然成家。

再说辛巳年夏，我迁居搬入一套号称两室两厅的住房，有两间卧室和客厅、餐厅，却没有书斋。经常读书动笔，没有书斋怎么能行，装修时只好从客厅隔出一块狭小的空间。古人说过“室雅何须大”，便找出一幅珍藏已久的赖少其先生的书法，上书金农体“藤花”二字，托裱装框，悬于门楣，生生造成一间“藤花小屋”。我从这间小屋里炮制过不少文字，又想到请印家治一方印立此存照。到了辛卯年秋，我赴淮南调研非物质文化遗产，当晚无事，电话约方斌先生去他家喝茶聊天，私心想着见机求印是正事。到家里一通神聊，兴酣之时，郑重拜托治印一事。方斌答应得很爽快，只是很长时间不见回音，直至一年多后，我再赴淮南督查重大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工程的进展情况，方斌晚上把我接到家中，交付一方刻有“滕花小屋”的四字白文印章。印有两面边款，一曰：“癸巳三月，方斌刊为藤花小屋主人并乞正。”另一则曰：“说文‘藤\’篆作‘滕\’，斌又记。”见我面有难色，方斌笑云，两个字都能用，《说文》是“滕”的依据，以后有名家大师刻作“藤”的，也算依据。看着眼前的印，又想到乙丑年，是时年轻，不知天高地厚，拜求司徒越先生的墨宝，还指定了用大篆，写横幅，内容为“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十字古训。先生宽厚，并不责怪晚辈的无理，很快写好寄来，让我如获至宝。司徒老不仅以金文写成古训，还以草书作跋：“唐跃同志嘱以金文写《礼记·中庸》中断语，‘审\’、‘笃\’均无其字，分别以‘门\’‘番\’、‘竹\’‘马\’合成之。至于‘问\’字，则是照抄胡氏千文，亦不知其何据也。一九八五年七月司徒越。”一方印一幅书，岂止丰富了我的收藏，更教我开眼界、长见识，懂得了所谓“无一字无来历”，懂得了治印与作书均非易事，必须有深厚的学识而能登堂入室，终成大器。

及至辛卯，安庆友人赠我一印，为李飞先生所制佳作，曾经在2011年1月15日《中国书画报》发表过。印上刻有“腹有诗书气自华”七字白文，四面隶书边款曰：“腹有诗书气自华，东坡诗句。岁在庚寅三月，翼之李飞制此。”喜欢这方诗文印，不仅因为发表过，还因为这句诗文颇多启示。东坡先生的意思很清楚，饱读诗书，满腹经纶，充实内涵，集聚素养，能够影响人的精神气质。这是一般而论，具体到艺术创作，腹有诗书，更是直接影响到创作的气质风貌。窃以为，艺术创作的高层次差距，必然是文化的差距，譬如戏曲里的圆场和亮相，一举一动，一招一式，技术要领无比简单，而要从技术层面升华到艺术层面，学识和见识、内涵和素养，在其间起到了潜移默化的作用。治印亦如是，一笔一划，一冲一切，惟有受到学识和见识的滋补，惟有受到内涵和素养的浸润，方能风流倜傥，光彩照人。所以，我把东坡先生的这句诗又视为杰出印人的写照。一年以后，李飞再用细朱文为我刻了一方姓名印，那是后话。

颠三倒四说了几则印象，似乎不沾董建的边。其实，这些前尘往事的浮出水面，实在由董建所引发所牵连。为了在这部书的前面写上几句并不离谱的话，近几日努力读董建的印，读董建的文。然而，读印只是读到一些皮毛，很难真正读进去了，读文倒是收获颇丰，豁然开朗，从他的印象读到自己的印象，似乎读出了治印与腹中诗书、与笔底学识的关系。《朱子语类》卷二十三把“四十不惑”和“五十而知天命”约等于“知其然”和“知其所以然”，进而诠释曰：“如门前有一溪，其先得知溪中有水，其后知得水源头发源处。”治印大抵如此，不知渊源流变，不能转益多师，只在技法上炫奇斗巧，最终不过做个刻字“匠人”。像董建这样，一边磨砺手上功夫，一边用心留意种种“印象”：记忆“印人”、记叙“印事”、记载“印物”、记录“印语”，从中梳理这样篆与那样刻的方法，从中追寻为什么这样篆与为什么那样刻的依据，点点滴滴而又洋洋洒洒，絮絮叨叨而又明明白白，于是成为当之无愧的出色“印家”。

对于董建来说，今年恰恰是“知天命”的年份，亦即“知其所以然”的年份。《印象》在今年付梓面世，算是掷地有声、不同凡响的佐证。我想，有这部书稿立在这儿，还有那么多已经发表抑或正在撰写的印学文字摞在这儿，他的治印艺术便获得了坚如磐石的支撑和游刃有余的自由，未来的空间更是无比开阔，明天的高度更是不可限量。

癸巳寒露前一日于藤花小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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