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溯源甘肃】秦汉时期甘肃地区的科技成就

武威雷台汉墓出土的铜奔马

漆栻盘（西汉）

肩水金关纸（西汉）

“白马作”毛笔（西汉）

丸墨（西汉）

医方简（东汉）

铜独角兽（魏晋）

雷台汉墓铜车马仪仗队

本报特约撰稿人 李清凌

秦汉时期国家的政治中心在关中，陇右与关中毗邻，因此，甘肃的科技园地能得到京都的沾溉，百花竞艳，超逸拔群，尤其在天文历法、医药、纸的应用、金属冶铸以及农、牧、手工业生产等技术上，建树颇多。

天文历法

游牧民族和农业民族为了确定季节，都需要天文知识。秦汉时期，甘肃作为一个农牧并存的经济区，人们对于天文的观察相当认真和细心。史书记载：汉安帝永宁元年（120年）七月初一日，发生日食，京师的天文学家没有观测到，后来，酒泉郡报告了这一现象。汉安帝延光四年（125年）三月初一日，又发生了日食，京都的天文学家还是没有发现，而是陇西、酒泉等郡向朝廷报告了情况。这两次日食，都是国家主管部门没有察觉，而由甘肃的地方官上报，可见这里的天文机构健全，设施先进，观测结果准确。

甘肃出土汉简中繁多的“年历”“月历”“日历”的记载，对于研究各种历法在边郡推行的情况、记时制度的演变及地区、边疆历史等，都是难得的资料，具有很高的科技史、政治史、边疆史研究价值。

栻（shì）盘，又作式盘，是古代占时占日的仪器。专用枣心木制造。甘肃武威磨嘴子汉墓出土的一件漆栻盘，由圆形的天盘和方形的地盘两部分组成。天盘架在地盘上，可以灵活地转动。天盘直径六厘米，厚一厘米，地盘边长九厘米。天盘中心镶有北斗七星，第二层阴刻十二月神，外层阴刻二十八宿，两盘边缘都刻有小圆点。天盘现存150多个刻度，地盘共有182个度点。据说栻盘的作用是配合日辰禁忌，占定时日，帮助人们“趋吉避凶”，有迷信的成分，但由于它需要观察和掌握星斗运转的情况，因而可以为今人研究天文、历法以及禁忌习俗提供实物的参考。

造纸和地图测绘

考古发现表明，早在西汉初期，中国就已经发明了用麻头、碎布等废麻类植物纤维造纸的技术。20世纪以来，考古学家从甘肃天水放马滩、敦煌马圈湾、敦煌悬泉置遗址、敦煌玉门关以及内蒙古额济纳河流域的居延金关、新疆罗布淖尔、陕西西安的灞桥、扶风县的中颜村、广州南越王墓、四川绵阳等地发现了西汉纸。其中发现最早、最多的还是甘肃。1986年甘肃天水市放马滩西汉墓出土汉文帝、汉景帝时（前179年-前141年）的古纸上，有墨线画的山川崖路地图；1990年-1992年甘肃敦煌甜水井汉代悬泉置遗址出土460余件纸文书和麻纸残片，其最早的是汉武帝时的纸文书；1998年甘肃敦煌市博物馆在玉门关附近的小方盘城南侧废墟中发现的西汉麻纸残片，上书20余个汉字，为西汉晚期汉成帝（前32年-前7年）时的遗物，这就证明，西汉时期中国已经出现书写纸了。甘肃天水放马滩出土的绘有地图的纸，是世界上已知最早的植物纤维纸，即真正的纸。它同甘肃发现的其他西汉纸一起，不仅为纸的最早发明提供了物证；还为这一伟大发明的主人、地点提供了耐人思索的空间。西汉都城在长安，长安及其附近的科技水平肯定高于其他地区。甘肃发现的西汉纸数量较多，不一定完全是从其他地区运来的。合理的解释，它可能是在长安或包括陇右的京师附近发明创造的。西汉陇右的边防行政、文化传播等现实需要，促使文化人和工匠不断地探索新的书写材料，而甘肃丰富的造纸原料，又为造纸术的发明提供了客观物质条件。正是在西汉纸发明创造的基础上，到东汉时期，蔡伦才总结前人的经验，制造并奏呈给皇帝以质地更好的纸，从而为人类文明的记录、传播和发展做出了历史性贡献。甘肃是中国最早使用纸的地区之一，甘肃先民在纸的制造、保存中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甘肃武威磨嘴子汉墓出土的“白马作”毛笔，是甘肃出土的汉代“文房四宝”之一。它的笔杆竹质，中空，精细匀正，通长23.5厘米，杆径1.6厘米。笔杆中下部阴刻篆体“白马作”三字，“白马”是制作工匠的名号。笔头外覆黄褐色软毛，笔芯及锋用紫黑色硬毛，刚柔相济，富有弹性，适合于在简牍上书写。笔杆后端尖头削细，以便于插入发髻。长度约合汉尺一尺，与《论衡》所谓“一尺之笔”相吻合，是汉代毛笔的代表作。

甘肃武威市磨嘴子汉墓又出土了一块丸墨。高4.5厘米，底径2.8厘米。略近圆柱体，顶部渐收分为圆弧，底平，有磨用过的痕迹。墨色乌黑透亮。汉墨的基本原料一般采用松烟或桐油烟，墨性浓黑光洁。这块墨是现存最早的块状合成墨，为汉墨中罕见，它为认识墨的源流发展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

武威磨嘴子汉墓出土的文物中，还有一件汉代的蟠螭盖三足砚。盖高7.6厘米，底高4.8厘米，盖径13.4厘米，底径13厘米。整体由砚台和砚盖两部分组成。砚盖为圆雕相盘绕的双螭，颈下透雕成孔。盖四周斜面阴刻二虎和斜平行线纹，曲凹处残留朱红色痕迹。盖内凿有放研石的凹槽，砚面平整，略高于边沿，砚底三足正面浮雕熊首，是汉代砚台的佳品。

地图绘制技术在甘肃出现很早。如前所述，甘肃天水放马滩战国秦墓就已经出土了木版地图。事实上，前列放马滩汉墓出土纸上用墨线绘制的山川崖路，尽管比较简略，但它却是世界上最早的纸质地图。

医药

这一时期甘肃有名字留传下来的医学家是封衡。封衡，字君达，陇西郡（治所在今甘肃临洮县）人。他是一位跨汉魏两代的医家兼方士。幼年开始学道，通老庄学，后遇鲁女生，授《还丹诀》及《五岳真形图》，于是就转变成了一位方士。此后，他周游天下，常驾一只青牛，随带药箱，人们叫不上他的名字，就叫“青牛道士”。曹操曾经召他询问养生的方法。封衡说：“减思虑，节饮食”，就是要减少过多的思考焦虑，节制饮食。讲得很实际，有一定的道理。他还著有《养气法》《卫生经》等著作。

甘肃汉简保留了十分重要的医药资料。1972年甘肃武威旱滩坡的一座东汉墓中出土了医方简92枚，记载药物约100种，医方30多种，每种药方，多在简首标列医方名，其下连书药名、药量、用药方法等。若是针灸治疗，就确定穴位、针刺深度和留针时刻，还有针灸和服药禁忌等。治疗涉及内科、外科、五官科、妇科。所载药方多是当时流传的验方，如“白水侯所奏治男子有七疾方”“公孙君方”，好像是“白水侯”和“公孙君”家藏的验方。古代中医学建立在医疗经验的基础上，经验中蕴含着科学。经过反复使用证明有效的药方叫验方，掌握很多验方的人就是有经验的医生。 甘肃汉简内容丰富，包括了针灸、内科、外科、妇科、五官科、药价等，记载了各科的病名、病状、药物、剂量、制药方法、服药时辰和药量、针灸穴位、经络、针刺禁忌、药物禁忌、生活禁忌以及药方主治名称等，代表了甘肃当时医药学达到的水平，为研究中国传统医学史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金属冶铸和农牧业生产技术

甘肃境内，考古学家发现了许多技术性很高的铜铁冶铸、制造物。其中最著名的是1969年甘肃武威雷台汉墓出土的上百件雄强壮观的铜车马仪仗队。那每一匹马，每一个武士，都是威风凛凛、气宇轩昂、勇猛无比。每一件文物都是高超的冶铸科技的反映。尤其是那匹名扬四海五洲的铜奔马，更是浓缩和代表着这一时期甘肃金属铸造技术的水平。

甘肃又是我国最早开发金属铸造业的地区之一。秦汉以来，甘肃的金属冶铸业又有新的发展，考古发现的铜铁制品相当丰富。有成套的马具，如衔、镳、当庐、铃、圆泡等；有各种手工工具和兵器，如斧、凿、锥、剑、刀、戈、矛等。天水市甘谷县出土的汉代铜羊顶灯，东汉扶桑树（俗名摇钱树），霍去病从河西俘获匈奴休屠王的“祭天金人”等，都是这一时期甘肃金属铸造业发展的重要物证。就是在这样的畜牧、金属冶铸、制造业基础上，聪敏智慧的艺人技工，适应社会育马、选马和艺术观赏的需要，观察、概括无数良马的特征，终于设计、铸造出了包括铜奔马在内的许多骏马的形态。可以设想，没有先秦、秦汉以来甘肃马牧业开发和发展的社会实践和战国秦汉以来甘肃金属冶铸业水平的巨大提高，就没有这样栩栩如生、精美绝伦的铜奔马和铜车马仪仗队。

早在武威汉墓出土铜车马之前，1955年，甘肃兰州华林坪就出土了铜车、铜马各一件，还出土铜洗、铜饰件等。1956年，甘肃张掖砂井乡葫芦墩子滩东汉墓、张掖甘浚乡四角墩汉墓也各有大小不同，但都相当雄健气魄的铜马出土。武威雷台汉墓出土的御奴驾马铜轺车、十三盏铜连枝灯、铁镜，酒泉市下河清汉墓出土的铜独角兽，甘肃灵台县出土的西汉铜博戏俑等，都是这一时期技艺很高的金属铸造珍品。

秦汉以来，随着国家统一范围的扩大、生产经验的交流以及对经济条件认识的加深，甘肃各族的生产组织形式、经济内涵都发生了许多技术性的改变和提升。一是出现了中央政府直接牵头的屯田形式，它为减轻内地民众负担，起到了决定性作用，因而这一形式一旦创建就被历代政府所沿袭，一直沿用到近代。二是出现了大量以豪强地主为核心，集中跨州连县的田地和奴僮、依附农、同宗贫户等身份的劳动者，进行规模化的经营，比个体农民所有制具有明显的优势。在经营范围上，代表经济发展水平的豪强地主所有制经济，经营包括种植业、畜牧业、渔捕业、林果药材花卉业、家庭手工业及商业等所有的经济门类。一处庄园里，农林牧副渔各业齐备；农、工、家兵、奴婢等都要在主人的颐指气使下活动。生产技术上，大面积的农田灌溉、新式农具、农牧优良品种、许多手工业生产技术，都在内地戍边兵士、政府组织的徙民、自由移民以及政府有计划组织推广下，在甘肃创建或从内地传来。

秦汉甘肃等西北地区的官营或私家地主大庄田生产形式及技术，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起到了有效地保护生产技术、组织社会生产、传承文化，维护社会相对稳定的积极作用。许多少数民族的生产经营也出现了牧、农、猎、商的有机结合。畜牧业技术培育了当时国家最急需的优良马种，其间，少数民族的贡献不容忽视。由匈奴培育的“奇畜”，如橐驼（骆驼）、驴、骡、駃騠（jué tí，良马名）、騊駼（taó tú，良马名）、驒騱（tuó xí，野马类良马）等，就是突出的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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