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读过的文人日记

□阜阳 刘绍义

喜欢读名人日记，既喜欢读翁同龢、林则徐的，也喜欢读蒋介石、蒋经国的。但我更喜欢的日记，还是朱自清、黄侃、郭小川等文人的日记，因为这些文人日记，情真意切，毫无修饰，既有日常起居、学行业绩，又有交游活动、生活情趣，甚至连内心隐秘都一览无余。读他们的日记，既是读历史，又是读家庭琐事。

说到历史，就让我想起胡适的日记。胡适从1910年去美国留学时开始记日记，直到他去世前，从来没有间断过。并且他的日记在他生前就开始出版发行了。他最早面世的日记，是在《新青年》杂志上连载的，1939年，上海亚东图书馆还单独印行了他1910年到1917年的留学日记，取名《藏晖室札记》，1947年商务印书馆出版时，又改名《胡适留学日记》。

作家、文学理论家阿英生前也出版过日记。1928年亚东图书馆出版的《流离》，就是阿英从1927年4月20日到同年11月19日的日记。这些日记文笔流畅，耐人寻味，用日记体散文相誉，一点也不为过。1982年出版的《敌后日记》和《文代会日记》，都是阿英死后别人整理出版的了。这些日记都保存了原貌，真实可信，虽然记事简略，但却有极高的史料文献价值。

阳翰笙和陈白尘生前不但出版过日记，而且还都是别人摘编整理的。阳翰笙日记写了几十年，光“文革”前就写了几十本，由于“文革”中六次被抄家，日记全部丢失。真是上天有眼，后来，有人在一个书库的乱纸堆里发现了这些日记，1985年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的《阳翰笙日记选》，都是从这里面选出来的。还有陈白尘的《牛棚日记》，是在陈白尘的指导下，由他女儿摘编而成，极具可读性。

生活琐事写得最多的，当属鲁迅和周作人兄弟俩的日记了。鲁迅十五岁写日记，周作人十四岁写日记，他俩日记不但开始早，而且风格很相似，短小精悍不说，记录的还都是生活起居、与人交往、书信往来、经济收支、读书写作等小事，就是日记后附有书账的习惯也完全一样，每月日记后面都有购书小结。所不同的是，周作人的日记大都保存了下来，而鲁迅早期的日记却遗失殆尽了。

有时我故意将鲁迅和周作人兄弟俩的日记作以对照，发现鲁迅是一个责任心非常强的兄长，他在周作人夫妇没有搬到北京前的那段时间，三天两头“看屋”，这个收入颇高的教育部公务员，那段时间简直是个“房奴”。从1919年2月11日“午后同齐寿山往报子街看屋”开始，到1919年7月23日“午后拟买八道湾罗姓屋”结束，日记中“看屋”的记载比比皆是，不是“已售”，就是“不合用”。买妥后又亲自操办房屋的改造和装修，也在日记中记得一清二楚。真是苦了这位老兄。

与之相比，周作人日记中却很少有这样的记载。但我们从周作人的日记中，对兄弟俩失和前后的称呼却看得一清二楚。1923年7月19日，周作人第一次不在日记中称鲁迅为“大哥”，而以“鲁迅”相称。“上午得斐然函，寄乔风函、凤举函，鲁迅函”。从此以后，日记中没有再称过“大哥”，不是“鲁迅”就是“L”，可见兄弟俩误会之深了。

一个人坚持写日记不容易，能把日记保存下来更非易事，比如战争，比如时局，我保存的十册《吴宓日记》，表面上是从1910年至1948年吴宓日记总汇，可里面既有缺天的也有缺月的，还有缺年的，这里面既有主观原因也有客观原因。也就是说，有的是作者没有写，有的是“文革”抄家时丢失，有的则是故意损毁。正像吴宓的女儿吴学昭在《整理说明》中说的一样，这些日记“‘文革\’中在西南师范学院被抄没，一九七九年归还家属时已有残缺”；“有些年日记是作者未记”；至于“一九四九年日记，被受作者委托保管的陈新尼教授于一九六六年秋焚毁”了。

日记保存之艰难从此也可见一斑，这也是我们看到的文人日记的珍贵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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