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继勇:我们乐意做桥梁和铺路者
文艺跨界,打通了看台到内场的路,从观众到嘉宾,在一念之间。
成立于2006年春天的公共知青沙龙,其实一开始是朋友圈的博客群,因为以“实名制”、“原创制”和“邀请制”为基础,发展得并不是很快,到现在,实名注册的人才260多人,严格控制人数是为了保证成员的质量。大家在线上交流文章,在线下是好朋友,一起远足和运动,保持阳光健康的友情和关系。有了这个基础,公共知青沙龙,才能发展到今天,而且成功举办策划了一些文艺活动。现在很多知名的文艺明星,也基本上是公共知青沙龙的成员和朋友。
文艺的路上,总会遇到很多脾性相投的人,只要一次交流,或者一句话,都能成为一生的朋友。这些年,很多人,很多次,问过我,当初创办公共知青沙龙的最初设想,其实是因为我和创始人之一的周强,都不太喜欢喝酒和打牌,就商量着搞个博客论坛,大家写写文章,分享一下各自的读书生活和旅游生活。想法其实很简单,或者说,比较原生态。沙龙发展到中后期,我们希望能策划举办一些文化活动,比如读书方面的。因为我们以前是小圈子玩,现在希望这个小圈子,能影响更多的人。
就合肥文化圈来说,一些官方组织已经不能满足文化人的需求,对于民间组织的渴望,让我们后来深刻感觉到,公共知青沙龙存在的价值。尤其,现在的文化圈分类也比较细致,有阅读类的,有艺术类的,也有诗歌类的,也有跨界的,各个圈子私下都有交叠重合,大家没事互相串串门,聊聊天,对彼此,也是一种影响。比如我自己,其实就经常到各个圈子串门,大家都亲切地喊我“老于”,我挺喜欢这个称呼的,代表着一种亲近和认可。
公共知青沙龙在初期举办活动主要是聚会、讲座、文学接龙和看电影,差不多每两周就有一个活动,参加者基本上是公共知青沙龙的成员,一年两到三次集体旅游或雅集,费用基本上是AA。我们所认可的文艺跨界一定是在不损害文艺本质的基础上,是以分享与影响为基础的,其实,我们一直对商业化很慎重,不想把这个品牌商业化,我和周强作为创始人,也没想过用这个品牌谋利,因为,这是我们玩的地方。虽然有些小活动,一般也是有商业赞助的,但赞助者的态度基本是出于友情而不是谋利。
有听说过,现在很多企业做文艺跨界活动,喜欢到沙龙去挖人,而有些朋友也以混公共知青沙龙为荣,如果是沙龙成员以个人的名义参加活动,是值得表扬和鼓励的。但是,我们不希望任何成员以公共知青沙龙的集体名义参与商业活动,绝对不允许任何有害这个品牌的事情发生。
谢泽:怎么勾肩搭背,自己治疗也不能停
上世纪八十年代总是被视为文艺最好的年代常常受到追悼,就是因为文艺需要一个开明的环境去接纳、宽容。那是一个“文艺的春天”,所有文艺分子都充满着期待,期待什么呐?说白了,八十年代的文艺分子就是一群刚刚刑满释放的囚徒。文艺的牢房在七十年代末打开,但心有余悸的文艺家们还不敢走出来,到八十年代,大家才敢走出牢房。刚刚走出牢房的文艺分子活力四射,带着理想主义色彩。
但理想主义是什么呐?期待是什么呐?
由于传记文学的兴起,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文艺家们看到的历史上的文艺总是被描绘成“伟大”的形象。正是这种“伟大”的幻觉和泡沫让八十年代的诗歌、文学、当代艺术瞬间进入了一种自我孵化和自我崇高的沉醉中。但在八十年代末,文艺的悲剧随着海子的自杀开始了序幕。后来,九十年代来了,当年“孩童般的天使”顾城变成了一个魔鬼。九十年代一下就把八十年代用诗意和理想主义构筑的文艺大坝冲得七零八落,九十年代是诗人普遍失意的年代。大部分文艺分子纷纷下海、改行、归隐或者堕落。
可以说,八十年代的文艺孵化还没有来得及登堂入室,九十年代的暴发户们就已经站在了时代的桥头堡上了。
至于二十一世纪的合肥,大致没有同国内二三线城市不一样,文艺的第二个春天来的有点迟。多多少少,这也和经济挂钩。毕竟,吃不饱饭就干不动活吗?文艺已经不像八十年代那样充满着虚妄的理想主义色彩。文艺家们开始用“票房”、“销量排行榜”、“拍卖价”这些“硬指标”进入了一个商业空间。本来这无可厚非,可伴随着整体社会的道德滑坡和法治失序,文艺不可能独善其身。伴随着对“腐败经济学”的指控,对范增、韩美林、黄永玉等等“贪官御用画家”的指责也随之而来。很大一部分文艺在暴发户和贪官的双重绑架下,变得猥琐不堪。
这时,当代艺术的批判性价值就体现出来了,当代艺术要不时提醒大家“独立和自我”的重要。
艺术从最初的功能生存到古典的浪漫主义,再从现代的理想主义终于走到当代的批判和多元。合肥在21世纪开始进入当代艺术语境未免有点迟,但作为一个个体,其实八十年代末陈宇飞、凌徽涛就已经开始做当代艺术了,但在九十年代,一度和大多数其他地区的当代艺术家一样沉寂了数年。由于安徽是个传统文化深厚的地区,艺术的市场化同时也就优先优待了传统文艺。至今为止,安徽尚没有培养出本土现当代艺术收藏的氛围和收藏家,安徽为数不多也不算少的现当代艺术家们处境并不好。他们虽谈不上饿着肚子做现当代艺术,但起码是把眼光投向了未来。
可以说,合肥现当代艺术的市场化依赖新一代具备“国际化”眼光的收藏家崛起。但即便是合肥的收藏界短时期内培育不出这样“国际化”眼光的收藏家,现当代艺术还是可以一往无前地走下去。因为,商业一定要利己利人才有出路。但艺术可以玩给自己看,可以利己,却未必要利他。在警惕“媚俗”的同时,也要警惕“媚雅”。无论商业和艺术如何勾肩搭背,艺术的本质不能忘——艺术,实际上是一种自我治疗。
左靖:商业和艺术求同是彼此的追求
凭着理想主义做事情,是最理想的状态。商业和艺术的博弈,说来其实有理可循,中间少不了某些方面的此消彼长。所以在回答商业和艺术的跨界的种种设问,我给出的答案看似很漫不经心:“看人吧”,实则确是如此。如果说合作双方中,商业的力量太强势,对艺术过多干涉,我是不能接受的。但是我也经常说,文艺人也要学会创造自己的空间。天下事尚可为。能够投缘最好,道同是必须的。
去年我参加了在合肥一处房产商的独立电影展,房产商寻找某些属于自己的文化属性,当下,这种现象,全国范围内,都非常普遍。商业固然是有自己的诉求,或是宣传,或是提升,凡此种种。独立电影展本身也有自己的诉求,两者有交集。说商业和艺术的跨界,这并不是一件崭新的事件,资本和艺术的关联甚多甚广。这种联接“求同”的部分就是我们彼此追求的,在这个范畴内,我们都可以有所为。
诗歌、艺术、独立电影和乡村建设,我喜欢做自己觉得有价值的事情。我觉得应该做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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