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伪统治区的居住证和良民证

□方伟荣

居住证是非本地户籍人口在当地的居民身份证明。这张民国三十二年十二月颁发给荘灶佑的居住证呈对折形式，长14厘米，宽9.5厘米。居住证正面的内容涵盖了领证人姓名、性别、年龄、住址、职业、证件编号、填写机关、领证时间、领证人相片和左右食指指纹;背面印有两条注意事项：“一、遗失本证者应立即向最近警察局所及该管警察局报告；二、该管警察局认为确系遗失，得征收手续费重新发给，并通知就近宪兵队警察局所暨呈报内政部备查。”此外，还盖有宝康银行收件的印信和用毛笔书写的宝康银行的地址。

从居住证上我们可以了解到，领证人荘灶佑落脚在常熟县沣宫镇十二保三甲五户，从事漆业。居住证是在黄山市发现的，荘灶佑极有可能是徽州人外出谋生群体中的一员，当时他才十九岁，印证了老徽州的一句俗语，“前世不修，生在徽州，十三四岁，往外一丢”。刚成年的他为了谋取生计，冒着战乱期间随时可能丢掉性命的危险，背井离乡只身来到常熟闯荡。可想而知，这种把死都置之度外的谋生方式，对荘灶佑来说完全是迫于无奈。

居住证是民国三十二年十二月颁发的，当时已处在抗战胜利的前夕，而常熟县还属于沦陷区，还在日伪统治之下。从居住证上提供给我们的信息可以看出：首先，日伪统治区继续实行国民党统治时期在“治安强化运动”中沿用的的保甲制度，通过联保连坐压制沦陷区中国人民的抗日行动；其次，强化流动人口管理。居住证上盖有常熟县警察局、苏州宪兵队、江苏省警务处三级管理单位的印信，其目的是欲借严格审核居住证发放以防止抗日人士的渗透。仅仅这样还不够，从宝康银行收件的印信和书写的宝康银行的地址来分析，居住证先交给了宝康银行的荘志安，再由荘志安交给荘灶佑。荘志安应该是荘灶佑的担保人，这样做等于在保甲制度上又加了一道紧箍咒。为防止他人冒用，居住证上还取了领证人左右手食指指纹，以备查验之用，其遗失后补发也要进行严格审核。

除居住证之外，日本侵略者控制中国人民抗日斗争还有一种手段是发放良民证。笔者收藏的另外一张发给洪安协的良民证只有上述居住证一半大小，由于印章模糊，具体发放时间和地址无法确认。通过良民证与居住证对比，发现在个人信息上少了指纹，多了个人特征，说明良民证更注重其实用性。良民证上能够辨认出来的审核及发放单位有甲长、保长和区、县、乡（镇）公所，与居住证相比，审核权下沉到管理老百姓的最底层保长、甲长。而保长、甲长对辖区内的老百姓知根知底，由他们参与审核是为了更有效地防止抗日志士的潜入。背面栏首内印了四个醒目的大字“清乡建设”，点明了良民证发放的背景，接着告知了三条注意事项，其中的第二条：“本证不得伪造，故敢伪造者应受严重处罚。”在良民证正面底栏右边印有一个五角星，与这个五角星并排的左方又画了三个五角星，估计这些五角星是来代表良民等级的，五角星越多就是越可靠的良民。日本侵略者想通过发放良民证来甄别抗日志士，镇压抗日运动，事实证明只能是痴心妄想。

以上两份证件既是日本侵略者控制中国人民开展抗日斗争的重要工具，更反映出他们对中国人民抗日事业的恐惧和害怕。尽管他们施展种种手段阻挠中国人民的抗日斗争，但最终未能逃脱失败的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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