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去的“赤脚医生”（一）

□ 胡胜虎

从休宁县城沿屯黄公路北行，一路上迎接你的是一条迂回曲折的画廊。车随山势一会儿左转，一会儿右弯，弯弯转转，曲曲折折之中，将一卷卷清新旖旎的水墨画次第展开，不经意间便行驶了17公里。是路牌上闪入眼帘的“南塘”二字，还是群山环抱、绿树掩映中的粉墙黛瓦，小桥流水，袅袅炊烟；是即将听到的熟悉的乡音，还是马上就要见到的阔别的亲人。就在这么一刻，我的心莫名地有些忐忑，有些亢奋，说不清道不明。猛然间，一个肩挎着那个陈旧的红十字药箱，匆匆行走在阡陌之间的慈祥老人的形象，不可抗拒地浮现上脑海。

这个老人名叫黄成章，只是这个名字很少有外人知道。南塘村的男男女女、老老少少，都亲切地叫他“学先生”。在南塘，“先生”并不是指教师，而是医生的代名词，村民说去“看先生”，那便是去看病。

今年春天，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我怀着十分钦敬的心情，专程爬山度岭去拜访了这位南塘村扎根最长久的“赤脚医生”。听说要写“赤脚医生”，他顿时两眼放光，精神特好，谈锋也特健。下面的文字便是这位皱纹纵横如山岳，鬓发斑白似鹤颜的八十岁老人的叙述。

一、我的心中装着一部“赤脚医生”的历史

说起“赤脚医生”，我似乎有说不完的话，我至今还清楚地记得“赤脚医生”这个名词，最早出现在上海的川沙县江镇公社。1968年，上海的《文汇报》发表了《关于上海郊县“赤脚医生”发展状况的调查报告》。文章一开头就写道：“‘赤脚医生\’是上海郊区贫下中农对半农半医的卫生员的亲热称呼。”这篇文章发表后，1968年第3期《红旗》杂志予以转载，题目变成了《从“赤脚医生”的成长看医学教育革命的方向——上海市的调查报告》。9月14日，《人民日报》又予以转载，终于引起了高层的重视。9月30日，毛主席亲自批示：“‘赤脚医生\’就是好”。毛主席的批示一发表，全国各地闻风而动，“赤脚医生”雨后春笋般地在广大农村涌现出来。到1969年，全国各地已有150多万“赤脚医生”活跃在农村医疗战线，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农村缺医少药的不良状况，造福了广大农民。1969年国庆二十周年的游行队伍里，还破天荒地出现了“赤脚医生”的方阵。数百名青年男女胸佩毛主席像章，个个卷起裤脚，身背草帽，臂系白毛巾，斜挎着大红十字包，挥动着《毛主席语录》，昂首阔步走过天安门广场。应该说这是“赤脚医生”最为风光的时刻。游行队伍里的这身打扮，以后便定格为“赤脚医生”的“光辉形象”。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国家邮电部还专门发过一套《赤脚医生》的邮票，四枚画面分别是《预防》、《出诊》、《采药》和《治疗》。还有二部电影讴歌了“赤脚医生”,一部是《春苗》，一部是《红雨》。《春苗》极左色彩太浓，放映的时候我就不喜欢。《红雨》感觉拍得不错，其中的插曲我现在还记得。“赤脚医生向阳花，贫下中农人人夸。一根银针治百病，一颗红心暖万家”。当时这首歌可是唱得我热血沸腾、斗志昂扬。现在回过头来看，当年把“赤脚医生”视为农民和医生的完美组合，整个社会都过于理想化、简单化了，因而没有适时赋予它更多实际的新内容，没有与时俱进地培训提高这一群体和总结完善这一制度，这也就决定了在严谨科学的医疗行业中，它不可能走得太远。十多年后的1985年1月25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不再使用“赤脚医生”名称，巩固发展乡村医生队伍》的文章。2004年1月卫生部决定实行《乡村医生从业管理条例》，规定了乡村医生的从业条件，“赤脚医生”终于完全退出了历史舞台。

令人难以想象的是，当中国人渐渐“淡忘了”赤脚医生的时候，国际上却有人对此大加赞赏。连任两届联合国秘书长的安南就说中国的“赤脚医生”模式为不发达国家提高医疗卫生水平提供了样板，它是在当时国力有限和农民收入水平低等情况下，解决农村缺医少药和保障农民健康的法宝。联合国卫生组织专家张开宇始终认为“赤脚医生”不但是中国人的宝贵财富，也是全球医疗卫生史上值得称道的一段历史。

历史总是螺旋式发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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