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的徽州为何盛行少林武术

○明清时期的徽商

说到少林武术，不少人都或多或少地有所了解，但关于徽商与少林武术的渊源，可能知道的人就不多了。其实，早在明代时徽州就出现了武术大师程宗猷，他曾经前往少林寺学成武术，并让少林武术在徽商中发扬光大，从而演绎出一段段徽商与少林武术的传奇故事。

武功超群的 程宗猷

程宗猷，明代南直隶徽州府休宁县人，生于1561年，字冲斗。据史料记载，作为徽州人的程宗猷自少年起即志向远大，为得神功绝艺，但凡一听闻哪里有名拳师，即不远千里前往讨教切磋。

在程宗猷的少年时代，少林寺就已经闻名遐迩了，明万历九年（1581年），著名学者王士性游少林寺时，就看到“寺四百余僧……僧各习武艺俱绝”。对于这样一个地方，好武的程宗猷当然不会错过。程宗猷曾前往嵩山少林寺学习武术，而且一练就是十余年。他初拜少林寺武僧之首——洪转为师学习棍法。洪转枪棍俱精，著有《梦绿堂枪法》一书传世；后来又与宗想、宗岱两师习武练棒，以后还从广按（广按是法门中的高足，尽得洪转之真传）谈拳论棒。到少林寺拜师学艺，程宗猷又四方寻益友，并在吸收众家之长后独创一法——“少林棍法”。

除了少林高僧洪转传授的棍法外，程宗猷还有被人誉作“无不精绝”的诸般技艺。其双手刀法得自浙江人刘云峰传授，得倭刀真传。枪法得自河南刘光渡传授，得八母枪、六合枪之传。据传他游寿春时得“铜机”一具，经过他改革后创造了一种效力强大、使用方便的新型弩机。因此，程宗猷不仅枪棍俱精，而且有弓马刀弩之术，心手俱化，随心而应，诸般武艺皆有造诣，卓然成家。

程宗猷学得如此武艺高强，其目的又是什么呢？原来，他主要是为其家族的经商保驾护航。万历二十年（1592年），日本丰臣秀吉侵略朝鲜，明朝出兵援朝抗日，此役延续了七年之久。官府屡次希望程宗猷出山教授武艺，但程宗猷似乎不为所动。他的绝世武功，看来主要还是为父辈经商提供保护。不过，也有史料中说， 程宗猷后半生时，因为受到别人说他“徒有一身武功，不为国家效力”的刺激，愤然以身报国，遂父子兄弟并带其家丁八十人，自携粮饷赴军门从戎，以所创强弩及刀枪诸法日夜训练，颇见成效。程宗猷被授以佥书，子颐以守备，诸子弟皆把总等职。休宁还建有“义勇可嘉”坊以彰圣宠。其实，不管这种说法是否有误，但程宗猷习武的最初目的，却是为了“保身家计”，这一点应当是没有什么疑问的。

其实，在当时的徽州，像程宗猷这样练习少林武功的并不在少数。

徽商为啥学少林武术

早在南宋淳熙《新安志》的时代，徽州当地就有“其人自昔特多以材力保捍乡土”的记载；程胤兆的《少林棍法阐宗》跋也指出：“吾族自晋、梁、唐、宋以来，理学文章之外，间以武功显。即有未显，而不乏其人，说者谓是亦山水有自钟者。”近人许承尧也有类似的说法：“武劲之风，成于梁、陈、隋间，如程忠壮、汪越国，皆以捍卫乡里显。”在明代，徽州各地都组织有乡兵。据记载，当时徽州潭渡黄家雇有樊塘人“程一腿”，擅长用腿，前后左右开弓，神妙异常。当地有个叫黄琬的人，年纪仅十三岁，就学到了这一绝活，并能挥舞单刀，而当时他的身体还不及单刀的长度。基于各种现实需要，延师习武在徽州民间屡见不鲜，故而徽州文书中屡有延请拳师的“拳关”。

的确，徽州人外出经商奔走，行路多难，只有习拳练武，方能护身以恪尽孝道。而习学的内容，则有武士拳和枪棒等。徽州的尚武风气，一直延续到晚清、民国时期。民国时期编纂《绩溪庙子山王氏谱》的王集成指出：“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吾庙子山村民，乾嘉以前无儒士，而以侠自奋者，盖皆以义起。”

从当时的实际情况来看，习武的目的，除了应武举这一用途外，直接的刺激则是民间纠纷中那些门祚低微、丁少人寡之家常受的欺侮。具体说来，徽州人苦练拳脚，主要有两方面的需要。一是练习武术是自保身家的一个重要手段；除了这点外，增强在地方纠纷中的实力，也是人们谈拳论棒的一个重要因素。

徽州人彼此畛域分明，故而田地、山场和林木方面的纠纷相当频繁，虽然徽州人素有“好讼”之名，但打官司并不是唯一的解决方法。纠纷的解决，除了依赖官府外，还有民间的调解，以及纠纷双方实力的较量。曾有生员王国贞呈控，被告则“恶恨切齿，声言：‘你有好笔头，我有好拳头。’”这让原告非常担心自己的生命安全。这种担心，其实并不是毫无缘由的。徽州地处万山之中，在僻远的乡间，官府虽有声威，但毕竟无法事事躬亲，难免有鞭长莫及之处，拳头即是强权，在某种程度上仍是真理。

另外，除了大姓外，小姓也颇多习武。至于依附大姓的世仆，更有专门的拳斗庄。据叶显恩先生的调查，祁门县十五都，俗有“查湾三千郎户八百庄”的谚语，郎户即充当家兵的佃仆。这一称呼一直保留到1949年前。凡年龄十六至四十五岁的男子，均在应服拳斗劳役之列。每年冬天，由武艺高强的师傅负责教习武艺，每期四十天。郎户亦称“拳斗庄”，以服家兵劳役为主要内容，负责守卫山场、财产，防备外界和越界开山种粮或其他不测事件。发生械斗时，这些人总是被驱作充当打手。而在主人外出经商时，则往往是作为保镖，以保护主人的生命及财物不受侵犯。

武术与徽州“坐贾”

除了行商外，徽商坐贾也经常受到地痞流氓的骚扰。在明清时代，随着商品经济的空前繁荣，人口社会流动的增加，各地都滋生出一些“地棍”，他们凌弱暴寡，无恶不作，“老我生涯鹰攫肉，生计全凭三寸舌；问谁敲吸豹褫皮，贪谋欲吸万人脂。”在明代，江南的“打行”颇为活跃，及至晚清时期，现存的苏州府碑刻中仍有《禁止地匪棍徒向安徽码头及凉亭晒场作践滋扰碑》、《吴县禁止各船户在安徽码头楼下砌墙摆摊并添竖柱阻碍船户上下之路碑》等，这些，显然都从一个侧面折射出徽州客商在异地所受的滋扰。在这种形势下，徽商为保护自身的权益不受侵害，往往亦须习练武术以求自卫。

应该说，商界也是江湖，投身商界，亦即闯荡江湖。在某种场合，武术功底与从商技能相互结合，才能为自己营造出良好的商业环境。在侨寓地，有时出于对各类资源的争夺，对某种利益的独占和追求，极易引发纠纷乃至激烈的械斗。(下转14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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