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培毅先生在阜阳

1980年1月，时任地委委员、宣传部长的施培毅在阜阳地区文联成立大会上讲话时的情景。

道德文章 光照后人

   施培毅先生（1928年—2002年）是安徽省著名学者。他生前在新闻写作、古典诗词研究、文论等方面成就斐然。施先生身患绝症期间，依然主持编修了上百万字的第一部当代安徽史《当代中国·安徽卷》；参与规划、整理、审订安徽古籍文献，与人合作校点整理了“十五”重点图书《吴汝纶全集》。鉴于他为安徽省哲学社会科学事业的发展繁荣作出了重要贡献，生前曾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等荣誉。

1979年6月，施培毅从《安徽日报》副总编辑的职位，改任中共阜阳地委委员、宣传部长。在阜工作期间，他忠于职守，勤奋耕耘，努力研究阜阳历史文化，写下了一百余万字作品；作为地委宣传部长，他力所能及地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关注身陷困境中的文化人，克服困难，排除干扰，把他们安排到适当的工作岗位，充分调动他们投身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积极性。施先生1984年初奉调省社科院任文学研究所顾问，此间在阜阳工作不足四年半时间，但他的道德文章，他留下的精神财富，却是我们阜阳人世世代代享用不尽的。我以为，施培毅先生是继欧阳修、苏东坡、晏殊等先哲之后，是我们阜阳人最值得纪念的又一位具有深厚学养的学者型官员，虽然他不是太守。

身陷困境时 得到施培毅的勉励

这里，我要从我认识施先生那天写起。

1979年的夏天，对我而言酷热而又漫长。那时，我因曾参加过“文革”时期文化部召开的一个所谓“十八人创作座谈会”，受到清查而又迟迟不予解脱。一部长篇书稿终审通过后也被搁浅，继之又身染急性肝炎。政治上的屈辱，事业上的挫折，身体上的疾病，使我跌进了命运低谷。一个人身陷困境的时候，是多么需要他人的安慰与勉励啊！

一个闷热的夜晚，我喝下一碗汤药，躺在门外的草席上，遥望着浩繁的星空独享寂寞。这时，亳县县委宣传部的冯部长匆匆而来，告诉我：地委宣传部施培毅部长与地委书记陈硕峰同志要见你，他们正在宾馆榴花馆等候，你快去吧。他还说：施部长、陈书记本想到你家来的，可是你住的这地方……让两位地委领导来这里不大方便，还是你去招待所为好。

我不由惊愣，恍若做梦。其实，我并非未见过世面，过去地委书记、省委书记都曾接见过我。然而，那是拙作《向阳院的故事》正在产生广泛影响的时候。而现在，刚来阜阳任职的两位地委领导，却是在我正倒霉的时候约见我，岂不令我万分感动？对施先生，我自然久闻大名。“文革”前，我在报刊上就曾读过他的一些脍炙人口的杂文。“文革”初期，我又看到某报连篇累牍登载对他的诗文上纲上线的大批判文章。后来，由他担纲采写的长篇通讯《人民的好医生李月华》，在国内产生了巨大反响。施先生来阜阳任职不足两个月时间，不仅约见我，还将我引荐给地委书记陈硕峰，先生的良苦用心我心知肚明，他是想促使我尽快摆脱困境啊！

我忐忑不安地走进榴花馆东屋，冯部长将我介绍给陈书记、施部长后走了出去。施先生说：你的小说《向阳院的故事》与根据同名小说改编的电影，我和硕峰书记都看过，很早就想认识你了。我与陈书记到阜阳工作都不久，你的情况也是刚知道。你心里可能有些委屈，我跟硕峰同志约见你，你心里有什么话不妨都说出来好了；说错了也没什么关系的。

说话间，陈书记让服务员切开一只西瓜，顺手递给我一块说：徐瑛同志先吃瓜，天热；你不要紧张，我跟老施来看望你，随便谈谈。我强忍着不让泪水流出眼窝。一年多来，领导找我谈话多是训斥、指责，我许久未听到这样温暖的声音了。我受到宽慰、鼓舞，像对老朋友一样，无拘无束地叙说了参加那个座谈会的始末。我心里暗想：参加这个会是当时的文化部、省委宣传部、县委宣传部，一层一层通知到我的，现在怎么都把账算到我一个人头上了？座谈会分成两个小组讨论，我那个组有两个召集人，一位是天津的蒋子龙，另一位是山东的郭澄清。后来，蒋子龙新当选为天津市作协主席；郭澄清不仅新当选为山东省作协副主席，而且还被选为山东省人大代表。参加同一个会，凭什么人家都没事，偏偏这里揪住我不放？我压抑着内心的委屈，终于没有把牢骚话吐出来。

陈书记等我把话说完，说：最近听了关于你参加那个座谈会情况的调查汇报，地委认为你与“四人帮”及其帮派人物没有任何关系，你是清白的。施先生说：问题弄清楚了，你也就可以放下包袱搞创作了。经过这件事后，你在这里工作多少会受到一些影响吧？地区文联即将恢复，我跟陈书记考虑调你去那里工作。我说，组织上还我一个清白，我已经很知足了。至于工作，我在哪儿跌倒，还在那儿爬起来，我不想这个时候离开亳县。陈书记笑道：徐瑛同志，这话你可说错了，你并没有跌倒，身子一直站得很直嘛，所以也就根本不存在什么爬起来的问题嘛。施先生说，换个新的环境，无论是工作还是创作，对你都是有好处的。告别陈书记、施先生走出榴花馆，我觉得满天的星斗都对我笑，夜风习习，许久许久未呼吸到这样新鲜的空气了。

1980年初，经中共阜阳地委提名候选人，我在全区文代会上当选为阜阳地区文联副主席（并兼任文学协会理事长）。之后，我与施先生的接触自然就多起来。公务活动之外，我与施先生的关系是良师益友，无话不谈。碰到不同的看法，甚至有时还争论不休。此时，先生忘了我是他的下级，我也忘了他是直接左右我命运的上级领导。

当时，“文革”已经结束三年多了，而我基本上还未发表什么作品。此时，我想尽快在创作上做出成绩，以此回报地委领导对我的关怀与爱护。尤其是看到同时代的作家朋友不断有新作面世，有的作品业已在读者中产生巨大影响，心里越发着急。施先生了解我的心境后开导说：对你来说，当务之急不是马上创作出多少作品，而是要尽快摆脱极左文艺思潮的影响。我建议你暂时把笔停下来，先到生活中去泡一泡。阜南县正在进行土地承包到户的试点，你不妨去那里看看，走马观花也好嘛。于是，我到阜南淮河湾里走访了半个多月，分到土地的农民热气腾腾的生产干劲感染了我，当即写了报告文学《胜似春光》（与人合作）。施先生看到初稿后高兴地说，从这篇文章中可以看出，你的创作激情很快就要到来了。正像先生预料的那样，《胜似春光》在《安徽日报》以大半个版面刊发不久，大型文学期刊《清明》又以头版的位置推出我的一部7万字的中篇小说《并非英雄的故事》。继之，一些中、短篇小说相继在省内、外文学期刊、出版社面世，有的还在读者中产生了较大影响。每有重要作品面世，我总要送施先生审读。施先生多年从事编审工作，对文艺作品具有极高的鉴赏水平，他总是能一言中的，切中要害。

把一枚枚珍珠从泥土中发掘出来

施先生爱护人才，扶植人才，他就像一位鉴宝大师，把一枚枚珍珠从泥土中发掘出来，仔仔细细拭去蒙在上面的尘土，让它们熠熠生辉。譬如，亳州著名画家颜语先生，就是得益于施先生的发现、扶持与推荐。抗战期间，颜语先生毕业于国立艺术专科学校，系著名国画大师李可染先生的高足弟子。颜先生深得可染先生艺术精髓，数十年如一日，专心习画，其绘画已具备很高的艺术品位。但他半生坎坷，多次受到不公正待遇，年近花甲，依然默默无闻。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我在亳县二夹弦剧团任编剧，颜先生在该剧团搞美工，与他共事十余年，非常敬重他的文品人品。一次，与施先生聊天，无意中讲到颜先生的情况。真是说者无心，听者留意。不久，施先生借公务赴亳的机会，登门去拜访颜先生。施先生看了颜先生数十幅画作后大加赞赏，回阜后立即建议地区文化局、文联为其筹备画展。颜先生的画作在阜城展出后，施先生又说服省博物馆馆长祁超，建议颜画免费在省博物馆展出。祁馆长专程赴亳看了颜画之后欣然同意。颜画在省城展出反响很大，引起美术界、新闻媒体的关注。之后，颜先生顺势而进，先后在北京、深圳、南京、西安、上海、香港等地举办了个人画展。从此，颜画走出江淮，誉满全国。1997年，年近八旬的颜老先生应首届中美文化节的邀请，成功在洛山矶举办了画展。颜先生大器晚成，自然是他个人孜孜不倦、几十年勤奋耕耘的结果，但谁能说与施先生的提携、推荐没有关系呢？

“文革”十年，残酷地摧残了人才。国家百废待举，百业待兴。作为地委宣传部长，施先生真是求贤若渴。亳州闫璞先生多才多艺，他在文论、书法、摄影等方面都有较高造诣。亳州是曹操的故乡，又是建安文学的发祥地。但是，在戏曲舞台上，曹操却是一个被丑化了的奸白脸。这不仅是对历史人物的歪曲，而且也使亳州人脸上无光。作为亳州人，闫先生决心要还以曹操本来面目。由他牵头撰写了《曹操集注释》。该书由中华书局出版后又多次再版。他撰写发表了许多篇研究操氏父子的文章，其中一篇关于曹操不拘一格选拔人才的论文，《人民日报》以半个版面发表的同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又全文广播。但是，由于他个性太强，一直得不到组织部门的适当安排。我向施部长介绍了闫璞的情况，他马上去亳州找老闫谈话，并打算调他来阜主持地区社联工作。只是老闫考虑到来阜工作的诸多困难，未能如愿。至今老闫提起此事，对施先生的关爱还是念念不忘。

在选拔启用人才方面，施先生敢于打破传统框框，不拘一格，只要你在某些方面确有专长，确能为社会作出贡献，无论你是什么身份，他总是克服困难，千方百计把你安排到“人尽其用”的岗位上。剧作家徐达路原在阜阳柴油机厂做质检工作。但他一直热爱戏剧创作。施先生看了他创作的历史剧《司马迁》，约他谈话后，觉得他很有从事戏剧创作的天赋，于是，建议地区文化局把他调到戏剧研究室工作。达路先生没有辜负老部长的栽培，到任后陆续创作出《扁鹊与齐桓公》、《恩与仇》等十几个大戏，上演、发表后都产生了较大反响。

面粉厂有个叫吕式刚的青年工人，形象潇洒英俊，很有表演天赋。地区话剧团想把他调剧团演戏，但由于他是工人身份，无法调进。施先生得知情况后，不仅在剧团呈送的书面报告上做了批示，而且还亲自做几方面的协调工作，终于把吕式刚调进了剧团。据说，吕式刚现在已经是某电视剧组的主要演员，业已主演了几部电视剧。

青年作家陈焕新等人的工作安排，也都得益于施先生的帮助。施先生不仅把知识人才尽可能地安排到适于发挥他们专长的岗位上，而且还帮助他们解决生活中的实际困难。知名作家许春耘的家属子女都不是城镇户口，全家五六口人都要靠他那点工资买高价粮吃。生活的困窘，严重影响到作家的心境及创作情绪。我将老许的困境向施先生汇报后，施先生不仅在我以地区文联名义写的报告上做了批示，而且还请陈硕峰书记也在报告上签了字。我拿着“尚方宝剑”到阜南去办理，不料却碰了个不软不硬的钉子。后来我才知道，其因是老许与人合作的小戏《犟队长》（“犟队长事件”曾轰动全国文艺界）得罪了人。施部长知道情况后忍住怒火，到阜南屈尊对一位主要负责人说：“就算是我老施求你们办一件个人私事好了，许春耘的家属户口农转非问题，请你们一定帮助解决！”我站在一旁，忍不住流出了泪水。像先生这样铁铮铮一身傲骨的学者，“文革”中吃尽了苦头也绝不向权贵们低头，而此时，先生却为了一位作家的生计问题而屈尊乞求于他的下属。因此，施先生在作家心里不是官，而是可以交心共事的朋友。

鼓励解放思想创作优秀作品

施先生在阜阳任职期间，正是解放思想、拨乱反正的关键时期。那时，极左思潮还时而影响着人们的思想。施先生鼓励作家勇于突破传统观念束缚，大胆创作。所谓“清理精神污染”时，全国有几部当时影响很大的作品（包括上海的一部话剧）被封杀，有的公开受到批判，譬如戴厚英的长篇小说《人啊，人》。一时间文艺界人心慌乱，特别是“文革”期间曾遭受过批斗的一些作家、艺术家，他们担心又会来一场整人运动，有的人又把笔停下来，观望世态的发展。我担心作家们刚刚激起的创作热情又会冷却下来，同时，身为文联副主席，有些问题，我自己也想不明白，譬如上海的那个戏，何以会遭到封杀呢？我带着自己的忧虑与困惑去请教施先生。施先生静静地听我把话说完，他问我：十月革命胜利之后，过去一直满腔热忱支持革命的高尔基，为何对新诞生的红色政权产生了消极情绪。我回答道：那是因为高尔基看到的情况与自己为之支持、向往的革命政权不一样，红色政权下的人民依然饿肚子。施先生点点头，语重心长地说：说得对。文艺家与政治家的矛盾，在于文艺家重理想，政治家重实际。假若你来当上海市长，百余万知青闹着返城，市长正为解决那么多人的就业、住房等问题弄得焦头烂额，文艺家不去帮助政府想办法劝阻下乡知青别都闹着一齐回来，反而写戏煸动他们一轰而上都快点回来，你这个市长对这个戏该是什么态度？依我看，上海暂时不让演这个戏，并不是说这个戏有多大的问题，而是现在上演不合时宜。中央的举措是面向全国的。阜阳文艺界不是“精神污染”的问题，而是创作思想、创作方法还是不够解放的问题。你们发表、出版的作品，凡是送给我的，基本上我都看过，我可没发现有什么精神污染问题！

施公一席话，胜读十年书。我的思想豁然开朗。我说：我们准备召开一个文艺座谈会，可以不可以就刚才的话题请您在会上讲讲，以此消除大家的顾虑。施先生毫不犹豫地说：当然可以。座谈会上，施先生从谈哲学切入话题，深入浅出，破解了大家心中的顾虑、困惑。讲话结尾，他公然宣布：阜阳地区的文艺创作取得了较大成绩，格调健康，不存“精神污染”问题。地委书记陈硕峰在另一个会上也说：阜阳地区的文艺创作不存在“精神污染”问题，全区文艺界要进一步解放思想，努力创作出更好的作品。

阜阳文艺界由复苏走向大发展、大繁荣。不仅中年作家不断有力作面世，而且一支有创作实力的青年作家队伍成长起来，譬如陈焕新（不幸英年早逝）、江多晨、李亚南、孙高、张宇、苗秀侠、王晓杰等人的小说、散文、诗歌作品，在读者中已产生较广泛影响。为了给本地区文学青年提供一个“练兵阵地”，在施先生地指导下，地区文联刚恢复就创办了文学季刊《清颍》。上述提到的几位，以及现在依然活跃在阜阳文坛上的中、青年作家，他们的处女作差不多都是首先从这块园地上破土而出，然后才扬花于外面世界的。

率先挖掘阜阳地方历史文化

施先生在阜阳任职另一个重要贡献，就是他率先对阜阳地方历史文化的开掘与研究工作。过去，阜阳仅仅偏重于对捻军故事的搜集与整理工作，而对其他地方历史文化却极少有人过问。如刘弈云、熊克岐等少数几位专家，也只能默默无闻地孤军奋战。作为学者，施先生双脚刚踏上阜阳的土地，立刻就被这块热土上的丰厚历史底蕴所吸引。他激动不已，夜不成寝。学者的慧眼，首先瞄准了曾在颍州做官，尔后又终老颍州的北宋文坛泰斗欧阳修。施先生乐此不疲地数次到泉河北岸老西湖、阜南焦陂考察。老西湖岸边的会老堂，是当年欧阳太守致仕后会见文朋诗友的老屋。而阜南焦陂，则是他与朋友常去饮酒赋诗的地方。太守泛舟清河，“不到焦陂不下船”。施先生与欧阳太守一样，都是品酩高手。这里有段插曲：一次，施先生到焦陂考察，镇里取出当地小作坊酿制的酒请他品尝。施先生品尝后赞不绝口，并向陪同他的阜南县领导建议，在此地建个上规模的酒厂，一定有利可图。阜南经专家论证后接受了施先生的建议，投资兴建了焦陂酒厂。上世纪八十年代，焦陂酒畅销全国，在全国酒业评比中荣获金奖。自北宋以来，史家、文人似乎只注重对欧氏散文的研究，而忽略了他在诗词方面所取得的成就。施先生从欧氏800余首诗词中选出近200首进行注释，结集出版了《欧阳修诗选》。这本20余万字的书系统表现了欧诗的整体风貌，注文中很多是他亲自考证、过去不曾有人发现的新史料。施先生还把欧氏“颍州诗词”划分为“知颍诗”、“思颍诗”和“归颍诗”三个部分，有利于读者对欧诗的理解和研究。继之，施先生又考察、研究曾在颍州做官的北宋另一位文坛大师苏东坡、抗金英雄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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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任秉文

阜南新闻，新鲜有料。可以走尽是天涯，难以品尽是故乡。距离阜南县再远也不是问题。世界很大，期待在此相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