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 阜阳教育什么样

编者按：在阜阳教育发展史上，晚清和民国时期是一个重要发展阶段，是阜阳地区摆脱传统封建教育模式，走向近代新式教育和现代教育的重要过渡阶段。这一时期，阜阳的普通教育、师范教育、职业教育都得到较大发展，教学内容和课程设置更加符合时代发展需要，名师人才辈出，教育质量较高，谱写了阜阳近代教育发展的新篇章。今天，本报邀请阜阳市教育工作者刘士勋、阜阳师范学院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教授吴修申、阜阳文史研究专家周世忠，分别就阜阳晚清时期、民国时期的教育发展情况，阜阳最早的近代新型中学的特点撰写文稿，发表各自研究成果，以(读者。

民国时期，即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成立到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短短37年历史，相对于中华几千年的历史而言，只是历史长河中的一朵小浪花。但就是这样一朵小浪花，却激起了巨大涟漪，承载了中国历史由封建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重要使命，是中华历史上非常不平凡的37年。同样，民国时期的阜阳教育也处在由传统教育向现代教育过渡和转型的节点，在阜阳教育发展史上具有继往开来的重要意义。当然，遗憾与不足也在所难免，值得后人细细品味。

小学与私塾竞争激烈

阜阳新式小学的源头始于1904年阜阳人郭守身将聚星书院改为聚星高等小学堂；同年，颍上县也成立了颍上县官立高等小学堂。1905年清政府正式下诏令，废科举、兴学堂。自此，在中国持续2000多年的封建教育制度寿终正寝，参照西方教育模式而建立的新式教育全面推行。史料记载，民国成立前夕的1911年，阜阳地区有各类小学123所，具体分布为，颍上县38所、阜阳县28所、太和县15所，亳州15所、涡阳县18所，蒙城县10所，大多设立在县城和较大的集镇上，广大农村没有小学，只有私塾。

民国成立后，小学教育得到进一步发展。据1923年统计，阜阳地区共有公私立小学440所，是1911年小学的3倍多。1931年，南京国民政府推行义务教育，除原有小学外，还要求各县举办短期小学。到1935年，阜阳地区共举办短期小学217所。抗日战争爆发后，阜阳的小学教育受到日寇严重摧残，加之1938年后大片地区成为黄泛区，阜阳的小学教育较之战前出现倒退局面，抗战胜利后的1946年，阜阳小学教育才恢复元气。从1947年到1948年底，国共两方在此展开拉锯战，本地区出现了国统区的小学教育和人民根据地的小学教育两种形式。1949年后，阜阳小学教育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走上了快速发展新道路。

作为传统教育代表之一的私塾，民国成立后并没有退出历史舞台，依然广泛存在于城乡，在数量上超过了新式小学。面对私塾与学校的竞争，1929年、1932年，安徽省教育厅两次下达改良私塾训令，要求私塾限期改进。如：私塾要悬挂“国父”孙中山的画像，要有黑板、粉笔、钟表、课程表等基本的上课硬件，按新式小学课程上课，并要求塾师取得培训证书后才能上岗。否则予以取缔。经过政府的改良，私塾的数量有所减少。1937年，阜阳全区改良私塾305所。尽管如此，直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私塾在阜阳地区并没有消失。

民国时期，阜阳私塾向新式小学转变，新式小学取代私塾的历史图景，是这一时期全国农村小学教育的一个缩影。

中学教育一枝独秀

阜阳的中等教育最早始于1906年。当年，颍州府知府将清颍书院改为清颍中学堂，这是阜阳地区第一所普通中学。不久更名为颍州府立中学堂，1908年成为安徽全省23所学堂中学生人数最多的中学。

民国建立后，阜阳成立的第一所普通中学是1917年成立的安徽省立第六中学。省立六中能够建在阜阳，与阜阳教育界人士的争取以及时任阜阳籍的安徽省督军倪嗣冲有很大关系。由于当时安徽省的中等学校为数不多，出于全省布局均衡的考虑，安徽省政府原来并没有打算将六中设在阜阳，因为阜阳已经有了省立第三师范学校了。1916年，以刘永鑫为首的阜阳教育界名宿面见倪嗣冲，请他以家乡教育为重，把六中设在阜阳，为家乡多培养些读书种子，倪嗣冲答应了这一请求。1917年，省立六中在阜阳贡院正式成立，刘永鑫为第一任校长，主要招收原颍州府所辖的7县以及凤阳、寿州等地的学生。1928年，安徽省教育厅整顿安徽中学格局，省立六中与在阜阳的省立第三师范学校合并，改称省立第三中学。

1924年，阜阳县立初级中学创办，吕醒寰为第一任校长；1929年，胡乐菁接任，主持校务10年；1938年，因日军飞机轰炸阜阳城而停办。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前，阜阳的中学除省立三中、阜阳县立中学外，还有1929年成立的省立女子第五中学；另外，还有一些私立中学。

1937年抗战爆发后，阜阳部分县成为沦陷区，而阜阳城尽管遭到日军的几次进攻，但最终没有沦陷；因此，外地人纷纷来阜阳逃避战乱，使得阜阳人口数量大增。从1939年起，阜阳中学数量也水涨船高。据不完全统计，阜阳城及其周边有公私立中学12所，还有江苏省、山东两省流亡政府在阜阳设立的“客籍”中学10余所。这20多所中学，尽管办学水平良莠不齐，但都为争夺生源展开了招生大战。阜阳城内三所比较有名的中学，即1939年设立的安徽第四临时中学（简称四临中）、上海安徽中学（简称安中）和1940年恢复的阜阳县立中学（简称县中）因招生各有特色，被时人戏称为“四临中的卷子、县中的面子、安中的钱串子”。之所以有这样的顺口溜，是因为四临中是省立中学，比较重视质量，招生唯才是举；阜阳县立中学是阜阳县拨经费，与当地关系紧密，走关系上学的多一些；而上海安徽中学是一所私立中学，靠收学费而维持，因此收费比较高，穷苦人家的子弟是上不起的。

1945年抗战胜利后，在阜阳避战乱的外地人纷纷返回原籍，江苏、山东两省的客籍中学也不再举办，阜阳中学畸形繁荣的局面顿时冷落下来。

师范教育从无到有

阜阳地区的师范教育肇始于1907年在阜阳城贡院开办的阜阳师范传习所。民国建立后，1913年3月，安徽省在阜阳设立安徽省立第三师范学校（简称三师），余炳成任校长。三师师资力量强，学校设施条件比较完备，成为民国初年阜阳地区师资培养的主要基地。1920年，三师从城内贡院搬迁到三里湾新址。1928年，三师与省立六中合并，称省立三中，设有师范科，继续培养师资。1934年，省立三中的师范科与省立女子师范的师范部合并为省立颍州师范学校。抗战爆发后，因为日机轰炸阜阳城，为躲避战火，1938年，省立颍州师范学校与省立三中、省立女子中学一起迁往湖南湘西，与安徽省其他内迁的中学合称国立第八中学。1941年，在阜阳中岗重建颍州师范学校。1943年至1948年，阜阳地区还创办简易师范学校8所。与此同时，阜阳地区的职业教育发展缓慢。

民国阜阳教育事业的历史意义

民国时期的阜阳教育虽然时间不算长，但留给后人的教育遗产却很厚重。

第一，各级各类教育基本全部出现。现代教育按照层次分类，可以分为学前教育、初等教育、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等。民国时期的阜阳教育，除了没有高等教育外，其他几类教育都已经创办，说明阜阳虽地处偏僻，经济落后、交通不便，但民国时期和全国教育的发展趋势是同步的，并不是被遗忘的角落。

第二，出现了一批办学卓有成绩的校长。如省立六中的首任校长刘永鑫，治校严谨，礼聘优秀师资任教。据阜阳二中退休老教师郭宪文先生回忆，当时六中的老师水平很高，有的是留学生，有的是北大优秀毕业生。“生物教员江植棠，讲课不要课本，在黑板上用彩色粉笔，绘出各种解剖图，随讲随画，讲得清楚，画得逼真。怀宁王允仲教数学，水平很高，与陈独秀为表兄弟，受陈独秀的影响，思想颇为进步，吕醒寰留学于美国密歇根大学，教英语，化学教师姚南枚，北大化学系优秀毕业生，教学非常认真。”再如：1913年创办省立三师的校长余炳成。余炳成执掌三师后，白手起家，积极谋划三师的发展，积极聘请有才学的教师任教，本人廉洁奉公，利用节余的经费在三里湾建设了新校区，使三师的办学条件大为改善。由于余炳成及其教职工的努力，学校设施条件日渐完备，校园整齐美丽，加之师范免收学费，吸引了大批学生报考，但录取严格，每年录取不足百人。三师一方面为民国初年阜阳地区师资的培养做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另一方面也培养出了一批作家和教授。如：现代著名文学家韦素园、韦丛芜，北京师范大学名教授李何林、南开大学外语系主任李霁野等均毕业于三师。民国阜阳名校长的治校才能和办学经验，值得后人认真总结和大力借鉴。

第二，民国时期的阜阳教育为中国革命和阜阳经济社会的发展作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培养的一些人才，成为新中国成立后阜阳地区乃至全国其他地区经济社会建设的骨干力量。

第三，阜阳学校的办学主体多元化特征突出，私人办学异军突起。民国时期，阜阳各类学校的办学主体有各级政府出资兴办的，如安徽省政府所属的省立三师、省立六中、省立三中等；县政府所办的县立小学、阜阳县立初级中学等；有社会团体投资办学，如阜阳基督教会、天主教会、佛教协会、伊斯兰教会、寺庙等都曾创办过私立小学或中学。

（作者系阜阳师范学院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教授、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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